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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得到好消息，欢欣鼓舞，这个时候，负责和潜伏的敌特联系的两个人冒着大雨回来了，沐恩名和尚国平。一脸焦急的赶紧找到了潘孝恩。
“长官不好了，共方好像知道了我们躲在哪里，这一天不光把驻守的那个团给换了，还调来了一个重装加强旅，现在岸边都有人把守，”
“那卧底呢？卧底怎么说？”
沐恩名哭丧着脸，
“卧底也在撤离，他的身边都是士兵，我们俩根本挤不上前，就看到他给我们俩做了一个手势…”
“什么手势？”
“撤......
夜色渐深，南锣鼓巷的灯火一盏接一盏熄灭，唯有纪念馆天井中的小桃树仍被一圈低矮的地灯温柔环绕。我坐在供桌前，手里攥着那张画有八个女孩的纸条，指尖反复摩挲着“第八个人找到了”这几个字。风从巷口吹来，带着春末特有的湿润与暖意，拂过耳际时，竟似有谁在轻声呢喃。
我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今日“绣诗大会”上那一幕幕：百衲衣在阳光下泛着旧布独有的柔光，每一块补丁都像是一段沉默多年终于开口的历史；孩子们齐声诵读《迎春辞》时声音清亮如泉，穿透屋檐、墙缝、青石板下的岁月；而那双破旧胶鞋里绣着的“昭昭”二字，仿佛一枚沉入时间深海的印章，终于被潮水送回岸边。
忽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自门外传来。
我没睁眼，以为是巡夜的保安。可脚步停在门槛外，迟疑片刻，才轻轻迈入。一股淡淡的草药味随风飘进，夹杂着一丝铁锈般的陈年气息。
“您……还没走？”一个苍老却清晰的声音响起。
我睁开眼，看见一位白发老太太站在展厅中央，拄着一根竹节拐杖，身上披着件洗得发灰的藏蓝斜襟褂子。她目光缓缓扫过《众生衣》，又落在供桌上的泥鞋圈中，最后定格在那株“昭昭苗”上。
“我是李桂花的女儿。”她说，“我叫李春兰。”
我猛地站起身，心跳骤然加快。
李桂花??那个在云南山区因难产去世的女孩，陈玉梅日记里唯一用整页篇幅记录的学生。她在临终前紧紧攥着一本抄满诗句的作业本，嘴里反复念着：“老师说，认了字，魂就不会迷路。”
我曾无数次想象她的后代会是什么模样，却从未想过是以这种方式相见。
“您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声音有些抖。
她笑了笑，眼角皱纹如针脚般细密：“我在甘肃教书三十年，每年清明都会给学生们讲‘女徒工坊’的故事。今年春天，有个学生参加研学旅行回来，带回一张宣传册??就是你们‘归音计划’的海报。上面印着《迎春辞》的第一句：‘我们活着，是为了让后来者不必低头。’”
她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本薄册子，封皮已磨破，露出里面的硬纸板。“这是我娘留下的东西。我一直不敢多看，怕看了就哭，哭了就讲不完课。可昨天夜里，我梦见她穿着新做的蓝布衫，站在我教室门口，说：‘该说了，春兰，该让他们都知道了。’”
我把册子接过来，翻开第一页，手几乎控制不住地颤抖。
那是一页页用铅笔誊写的诗稿，字迹稚嫩却认真，每一首都标注了日期和地点。标题大多是《写给老师的信》《学写字那天》《梦见北平》……而在最后一首下方，贴着一张极小的照片??十七八岁的李桂花坐在土炕边，怀里抱着一本书，笑容羞涩而明亮。照片背面写着：
>“1967年冬，于云南宁蒗。
>老师说我写的诗能飞出大山。
>我信。”
我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封未曾寄出的信，收信人写着：“敬爱的陈老师”。
>“亲爱的老师：
>他们说您走了。我不敢相信。
>昨天我生下了女儿，取名叫‘春兰’，因为您说过，‘迎春辞’不是告别，是召唤。
>我没能让您亲眼看看她，但我把她的小手放在您的诗集上，让她第一声啼哭，是对您说的第一句话。
>她将来一定要读书，要写字，要大声说话。
>我答应过您的??哪怕只剩一个人识字，火种也不会灭。
>您的学生李桂花”
>
>落款日期：1970年3月12日
信纸边缘有干涸的泪痕，还有一小片焦黑的烧迹，像是曾经差点被焚毁。
“我妈走得很早。”李春兰低声说，“但她留下的这些，我一页都没丢。我上学时靠它熬过批斗会，教书时靠它撑起每一堂语文课。现在，我想把它交给你们。”
我点点头，喉咙堵得说不出话。
她走到供桌前，将手轻轻覆在“昭昭苗”的叶片上，闭目良久，然后低声吟诵起一首诗??正是李桂花写给陈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