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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首：
>“山太高，路太远，
>我走不到您坟前。
>可我的孩子会替我走，
>她的孩子也会走。
>总有一天，有人会在桃树下念我的名字，
>那时候，请您听见。”
吟罢，她睁开眼，望向我：“我能在这里住几天吗？我想看看孩子们读这些诗的样子。”
我当即安排她在纪念馆旁的小客房住下。临睡前，我给她送去热水和毛毯，却发现她正坐在床沿，小心翼翼地从袜筒里抽出一张折叠极小的纸。
“这是……我妈临终前塞给我的。”她说，“她说，如果有一天遇到‘穿蓝布衫的女人’，就把这个交给她。”
我接过纸，展开一看，竟是半页残破的日历纸，上面用极细的钢笔写着一段话：
>“致未来的你：
>若你读到这行字，请替我去看看北平的春天。
>我没能走出去，但我知道，总有人会替我走完这条路。
>??李桂花1970.3.15”
日期比信晚了三天。
我怔住了。这行字，分明是她在生命最后一刻写下的遗言。
第二天清晨，李春兰主动提出要为孩子们上一堂课。我召集了附近社区的十几个孩子，在天井搭起简易讲台。她没有用课本，而是拿出那本破旧的诗册，逐页朗读李桂花写的那些诗??关于雪夜背诗、关于偷偷教妹妹认字、关于梦见自己站在天安门前大声朗诵。
孩子们听得入神，有个小女孩甚至悄悄抹起了眼泪。
当她念到“我要把每个字都种进土里，等它们开花”时，忽然停下来，指着“昭昭苗”说：“你们知道吗？在我们那儿，老人常说，人走了，魂会变成树根，默默托着新芽长大。”
话音未落，一个小男孩突然喊道：“叔叔！快看！叶子上有水珠！”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昭昭苗”的两片嫩叶尖端，各自凝结了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在晨光中微微颤动，宛如泪滴。
植物学家赶来查看，也无法解释为何在干燥晴朗的天气里会出现如此集中的凝结现象。更奇怪的是，那两颗露珠整整停留了一个上午，直到李春兰完成讲课、轻轻抚摸树干说“妈，我带他们念了你的诗”后，才悄然滑落，渗入土壤。
当天下午，“归音计划”官网收到一条特殊留言。发信人是一位匿名用户，IP地址显示来自云南某偏远乡镇。内容只有一句话：
>“我是当年帮李桂花接生的老医生。她走前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孩子，妈妈的名字叫桂花，不是‘无名氏’。’我把这句话录了下来，保存了五十四年。现在，我愿意交给你们。”
随信附有一段音频文件。
播放时，整个办公室陷入寂静。
背景是微弱的风声和柴火噼啪声，接着是一个虚弱至极的女声，断断续续地说：
>“桂……花……我叫……李桂花……记得……写下来……别让孩子……忘了……”
声音戛然而止，只剩下几秒空白，然后是一声极轻的叹息，像风吹过山谷。
我们立刻联系当地民政部门，确认这位老医生确有其人，现年九十七岁，卧病在床。团队连夜派出两名成员赶赴云南。
与此同时，林小满带来一个惊人发现：她在整理杨素琴提供的铁盒时，于底部暗格中找到一枚铜纽扣，内侧刻着一行极小的数字：“1958.04.12”。经查证，这一天正是“女徒工坊”成立的日期，也是七位女工第一次集体签名的日子。
更巧的是，这枚纽扣的样式，与张秀兰当年在纺织厂的工作服完全一致。
“张秀兰也参与过初期筹备！”林小满激动地说，“她根本不是后来者，而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只是因为档案损毁，又被调离北京，才被人遗忘。”
我们迅速查阅尘封的职工名册，果然在一份1958年的考勤表复印件上，发现了“张秀兰”三个字，职位栏写着：“识字班助教”。
这意味着，“七姐妹”其实原本是**八人**。
赵桂兰是第七个，而张秀兰，才是真正的第八人。
那个被历史遗漏的名字，那个捡垃圾养活孙女、却被时代碾碎尊严的老妇人，竟是这场漫长抗争最初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当晚，我拨通张秀兰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她孙女，也就是送来胶鞋的小女孩。她怯生生地说：“奶奶睡着了，但她睡前一直在念叨，说‘我回来了，玉梅，我没丢你的针’。”
我挂掉电话，久久不能平静。
原来，昭昭录音中所说的“第八个人”，既是象征意义上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真实存在的张秀兰。
她从未离开。
她只是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