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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林马上召开了省府会议，几个副职包括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等等都到场了，会议由王文林主持，简怀文把四清运动的红头文件给发了下去，
王文林清了清嗓子。
“今天大家也看到了，中枢派来了工作组，而且第一站就到了咱们闽南，这说明中枢对我们的工作是不满意的。
书记去开会前曾经叮嘱过我，这次的运动一定要认真负责的贯彻下去，后来我思来想去，觉得咱们闽南和其他的省份不一样。
咱们是面对湾湾的前线，所以乱不得，也就......
大宝挂断电话后，没有立刻行动。他坐在桌前，将那张匿名纸条平铺在玻璃板下，用台灯从斜上方照着，试图分辨墨迹渗透纸背的深浅变化。这种习惯源自他早年做档案修复时的经验??许多秘密藏在字与纸的夹层里，而悔恨往往比谎言更难掩饰笔触。这行字写得工整却不僵硬，横折处略有迟疑，像是右手微颤的人强自镇定的结果。他轻轻摩挲着“共谋者”三个字，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仿佛能摸到半个世纪前被揉皱又展平的公文纸。
林小满推门进来时，手里拎着两个热腾腾的肉包子。“吃点东西吧，”她说，“你已经盯着这张纸看了两个小时。”她把包子放在桌上，顺手拉开抽屉取出放大镜，“你觉得这是真的？”
“不真的人不会说自己是‘共谋者’。”大宝接过包子，却没有动口，“真正的隐瞒者永远把自己打扮成执行命令的小人物，只有真正握过笔、改过数据的人，才敢用这个词。”
林小满沉默片刻，低声问：“那你打算怎么找那个卖糖葫芦的老人？解放路127号，听起来像随便编的地名。”
“不是随便。”大宝打开电脑，调出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的老城区地图，“你看这里，解放路原名西大街，1956年才改名。127号在当年是县委宣传部打字室所在地，旁边就是机关食堂。一个打字员每天要打印上百页文件，所有删改过的灾情报告都从他手指下流出。如果他还活着，大概率会留在原地??人老了，走不动了，就靠熟悉的街角过日子。”
第二天清晨五点，天还未亮，两人已坐上开往保定的绿皮火车。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汗水混合的气味，几个农民工模样的男人蜷缩在座位上打盹，头顶行李架上挂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林小满靠着窗睡着了，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大宝望着窗外飞逝的黑暗，脑海里浮现出那位匿名写信的老党员年轻时的模样：戴着圆框眼镜，穿着灰布中山装，在油印机前一页页校对“群众情绪稳定”的通报，而窗外，饿得发昏的孩子正扒着县委大院的铁门。
七点半，他们抵达保定站。按照地图指引，步行四十分钟来到莲池区解放路。这条街早已不复当年机关重地的威严，两旁挤满了小摊贩和老旧居民楼。清晨的雾气中，一位裹着军大衣的老人正支起木架，挂上一串串红亮的糖葫芦。竹签插在泡沫箱里，山楂裹着晶莹的糖壳，在晨光中泛着微光。
大宝停下脚步，仔细打量老人的脸。他约莫八十五六岁，脸上沟壑纵横，左耳缺了一小块，据说是冬天挨批斗时被雪地里的碎石划伤。他的动作很慢，但熟练，每一串糖葫芦都码得整整齐齐，像是仍在排版打字。
“您这儿糖葫芦怎么卖？”大宝走上前，声音放得很轻。
“一块五一串，学生八毛。”老人头也不抬，手继续整理竹签。
“我记得小时候，您这儿还卖过山药豆的。”
老人的手顿了一下，缓缓抬头，浑浊的眼睛在大宝脸上停留了几秒，又移向林小满。“谁告诉你的？”
“一个老同志。”大宝说，“他说您打字打得准，连领导念错的字都能纠正。”
老人的眼神变了。他慢慢收起最后一串糖葫芦，低声说：“今天不卖了。”转身推着小车往巷子深处走去。
他们跟了上去。老人带他们穿过一条狭窄的胡同，推开一扇掉漆的铁门，进入一间低矮的平房。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木床、一个书柜、一台老式收音机。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奖状，写着“1958年度先进工作者”，落款是“保定县委办公室”。
“我知道你们会来。”老人坐下，点燃一支烟，“老周终于开口了。他比我有胆量。”
“您认识他？”林小满问。
“当然。”老人吐出一口烟，“我们共事三年。他是笔杆子，我是打字员。他写什么，我打什么。‘饿殍遍野’改成‘生活困难’，‘人相食’改成‘个别极端案例’，‘全县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改成‘人口自然波动’……这些话，都是我们亲手造出来的。”
大宝从包里取出录音笔，轻轻放在桌上。“您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说全。但我们想记录下真实。”
老人盯着录音笔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你们以为我在怕政府追责？我都快进土的人了。我怕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