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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也没人信。”
“我们会让更多人听见。”大宝说。
老人掐灭烟头，开始讲述。
1959年冬，保定地区连续三个月无有效降水，加上征购任务层层加码，农村开始出现大规模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节前后，莲池公社上报死亡人数已达两千余人，但县委要求“控制舆论”，所有医院不得开具“营养不良”或“饥饿致死”的诊断证明。老人所在的打字室接到命令：统一改为“急性肠胃炎”“突发心脏病”等常见病因。
“最狠的一次，”老人声音低沉下来，“是三月初，有个村支书实在看不下去，写了份实情报告递上来。上面批示：‘此件阅后即毁，相关人员思想整顿。’那天晚上，我和老周一起烧文件。火盆摆在院子里，风很大，火星子飞得到处都是。那份报告有十七页，全是名字和死因。我一边烧一边记，记下了三百二十八个名字。后来我把这些名字抄在一本《毛泽东选集》的空白页上，藏在墙缝里。”
他起身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破旧的《毛泽东选集》，翻开扉页。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按村庄分类，每行一个人名、年龄、死亡日期。
“这本东西，我藏了六十二年。”老人抚摸着纸页，“每年清明，我都默默念一遍。我不敢烧，也不敢拿出来。可现在，我想让它见见光。”
林小满眼眶红了。“我们可以数字化保存，原件由您保管，或者交给我们代为封存。”
老人摇头：“原件留给后代。我要活一天，就守一天。但我可以口述，把我记得的都说出来。”
当天下午，他们在附近宾馆租了一间安静的房间，架起设备进行正式录音。老人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从粮食报表造假流程，到上级如何施压媒体封锁消息，再到自己如何在深夜偷偷保留原始数据副本。他说，当时省委曾下发一份内部通知，明确指出“灾情严重地区须确保对外宣传口径一致，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信息外泄”。
“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老人最后说，“是我们选择了闭嘴。那时候，一句真话能让你全家倒霉。可现在不一样了，是不是？”
“不一样了。”大宝轻声回应，“有人开始愿意听了。”
回到北京后，他们立即着手整理保定录音，并将其纳入“萤火行动”的核心资料库。与此同时，“百人口述直播计划”第二场如期举行。这一次，那位保定老人以剪影形式出现在屏幕上，声音经过变声处理，背景是一幅缓缓飘落的雪花动画。
他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个懦弱的见证者。但我今天终于敢说：我们骗了历史，也骗了自己。那些死去的人，不该被抹去。”
直播结束时，弹幕如雪崩般涌来：“谢谢你敢说”“我爸也是打字员，他临终前一直喊对不起”“妈妈，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总把饭粒捡起来吃了”。
然而，风暴也随之升级。
第三天上午，南锣鼓巷驿站门前突然停下一辆黑色轿车。一名自称“文化安全协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递来一份红头文件，称“春泥记忆中心”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材料及组织未经批准的公共传播活动”，责令立即停止运营，并接受调查。
大宝依法签收文件，全程录像，并当场致电律师。对方未留下姓名便匆匆离去。但当晚，网站备用域名再次被屏蔽，社交媒体账号集体冻结，甚至连合作的公益图书馆也开始撤下相关展览物料。
“他们在系统性清除痕迹。”林小满翻看监控录像，发现过去一周内，已有七拨身份不明人员在驿站周围徘徊拍照，“连快递都不让进了，我们怎么接收新资料？”
“那就不用快递。”大宝打开一张全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二十个城市，“我们建立‘信使网络’：每个城市找一名可信志愿者，定期面对面交接资料。实物由专人护送，数字内容通过离线U盘传递。就像抗战时期的地下交通线。”
林小满眼睛一亮：“还可以结合乡村电影放映队，在胶片结尾插入五分钟口述影像，观众看不见来源，但能看见真相。”
计划迅速推进。两周内，二十条“记忆信道”悄然成型。山东枣庄的退休教师每周骑电动车往返六十公里，运送胶卷和日记；四川凉山的支教老师利用家访机会，收集彝族老人口述史；内蒙古牧民用骆驼驮着硬盘穿越戈壁，送往下一个节点。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些曾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变立场。一位知名历史学者匿名寄来一封信：“我曾撰文驳斥‘非正常死亡’说法，依据的是官方统计数据。但现在我看到了原始档案??你们是对的。请允许我以个人身份参与校对工作。”
与此同时，国际反响持续发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口头遗产保护委员会”发来正式函件，表示愿将“春泥记忆项目”列入“全球濒危记忆名录”，并提供技术援助。德国一家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