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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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青年报》创造这样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平台,让大家非常兴奋。而且我认为它的意义,不仅是给这些地下诗人找了一个发表的出口,更是为人们追求个性,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主义,找到一个恰当的平台,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现代诗,而是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所以我是完全认可,并且全力投身推进这个事情的。
    苏:在大展前后,记得你经常是从牡丹江跑到深圳,在北京我的单身宿舍多次做过你的中转站。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不会一下子把我们闷死,能自由呼吸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朱:其实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现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在营造开放的氛围,尽管《北方没有上帝》被政府收拾一下,管制一下,但是并没有感觉到我们父辈在反右时期和类似*****遭遇的风险,那是彻底没有出路,现在则不同,叫孤注一掷也好,叫极端主义也好,叫疯狂也好,完全被现代诗运动点燃了激情,我可以不管不顾,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完全就不考虑个人代价的问题。
    苏: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好像一共有70多个流派,我就是被你忽悠进去的,临时拼凑了“男性独白”诗派。我想说的是,你在联系参加大展的诗人时,是不是事先拟有倾向性的名单,依据什么诗人的。
    朱:当时的原则是很模糊的,唯一的原则是选择地下诗人。我记得那个阶段不断收到全国各地诗人寄来的民间诗刊,实际上这个网络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每天都能收一书兜子,不仅有四川、北京、上海的民刊,很多小地方也寄来油印的民间诗刊,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一样都属于被压制,没有发表园地又充满对现代诗的激情,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跟他们联系互动的。当时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诗歌方面,其实整个社会最需要表达自由和思想的阵地,那时思想类的报刊主要有《******》、《深圳青年报》、《青年论坛》等,《青年论坛》的主编是胡德平吧?
    因诗蒙难的事件数不胜数
    苏:是的,那本杂志办在湖北。实际上就是说,你在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的话,就是不只是诗歌本身的问题。其实,我想说的是在86大展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徐敬亚、吕贵品等人外,你和孟浪等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算是为现代诗呕心沥血了。你在深圳摔碎了牙齿和下巴是在大展之前还是大展之后呢?
    朱:在大展之前。当时趁我老爸出差的便利,我也跟着去了,老徐搞了个深圳现代青年诗人协会,我就是赶去参加成立大会的那个仪式。当时孟浪在深圳大学,深大还有几个大学生诗人,其中就有后来比较有名的蓝蓝,他们几个人邀请我去深大做一次演讲。当天白天先去蛇口看一个朋友,他说你骑自行车去演讲,晚上回来到我这儿住,可以好好聊聊。当时深南大道还没有完全修好,我骑车骑得非常猛,没有指示灯,结果一下子车掉到工程地沟里,整个下巴前冲式地撞到车把上了,哎呦,十几分钟是蒙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没有知觉了。那个沟大概有三、四米深,自行车掉进去了,幸运的是我没有掉进去。逐渐清醒后,我从身上摸出打火机,先找到把眼镜,突然感觉满口都是牙,牙齿全都松掉下来。好在随身带了一本香港出版的现代西方绘画史,花了我五十多块钱,尽管很是心疼书,但没有办法只好把那本书撕了,一边擦血,一边把自行车拎上来。骑车回去找我那朋友,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我的朋友家。
    苏:为什么不直接去医院?
    朱:初来乍到的,根本不知道医院在哪里,首先的想法就是找到朋友。朋友推门一看,以为我被抢劫了,我又说不出话,就报警了。到了医院,需要立即手术,蛇口医院的大夫说,要是手术的话就破相了,因为要从两个耳朵把下巴掀开,我那哥们说这可不行,他是著名诗人怎么能够破相!蛇口医院说,那就送深圳市区吧,到达深圳人民医院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开始做手术,整个手术没有使用麻药,我的整个身体痉挛地进入幻觉状态,真的是疼昏过去了。我当时兜里没带钱,医院给老徐打电话,老徐、王小妮、吕贵品来看我,他们第一个反应以为我喝酒喝多了,来的时候竟然还带了几罐啤酒。我住了一个月的院,整个牙齿被铁丝裹住,不能吃东西只能进些流食。
    寻找生命和语言一体化的表达方式
    苏: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你回牡丹江在北京中转时,不是在我的宿舍煮了鸡汤嘛。其实诗歌给我们这代人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是在灵魂上,在肉身上也一样留有痕迹。诗歌没有给我们这些人带来所谓的名利,相反为之付出太多的代价,因诗蒙难的事件数不胜数,一件接着一件,包括你满地找牙的身体损伤。我们现在再谈谈牡丹江,除了你在深圳、北京等地的诗歌活动,更多的时间你是在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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