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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可以想象在完全封闭的偏僻一隅，当年你的真实状态是怎样的呢？
朱：我在牡丹江一直保持与全国各地的地下诗人书信的联系，源源不断地收到自媒体的油印诗刊，后来是铅字诗刊，按当时的说法都是非法出版物。牡丹江很偏僻，也没有现代诗的氛围，但我通过杨川庆结识了时任《牡丹江日报》副刊编辑的宋词，后来我和他一起以“体验诗”参加86大展，并成为一生的朋友。应该说，宋词以前是写抒情诗的，跟我结识后转向现代诗。我们共同在牡丹江来推进周边的艺术活动，把当地的几位画家、摄影家凑到一起成立了局外人俱乐部，抱团取暖。
苏：我曾在韩博的一篇短文中了解到你和宋词在牡丹江的艺术活动。
朱：我认为在现代主义诗歌活动中自己终于找到了现代诗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及跟自己生命本体意识契合的诗歌形式，你不是总说我凭借一首诗闯荡诗歌江湖吗，就是当年写的《空位》这首诗，我也认为这是我第一首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诗的诗。它标志着生命跟语言找到一体化的表达方式，完全超越了先前古体诗或者是西方翻译文学对我的影响。
苏：能不能这么说，一个诗人成熟之前会有很多练习之作，你在《空位》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你的练习本？
朱：可以这么讲，《男子汉宣言》、《太阳岛上》等诗作是搭上校园诗歌的最末一班车，但是我始终认为，我和校园诗歌是不同的，大多数校园诗的表达方式倾向于情绪化的唯美，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内心深处对生命的体验感觉。
苏：那么可不可以说，《空位》是你真正进入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标志？大展之后，你的作品好像比较集中地发在《作家》、《关东文学》等杂志上。
朱：我那时在官方的杂志上基本没有发表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丑小鸭》能发表一点现代诗，所以我给《丑小鸭》投过稿，发过两首还是一首，想不起来了，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诗。
苏：应该不是，长春的《青年诗人》在我们读大学时曾以“大学生诗歌”专栏的形式发过你的诗。
朱：我想起来了，那个《青年诗人》杂志的主编是何鹰，当时我还拜访过他，他从我们的《北方没有上帝》每个人摘取几首诗做了一个专栏。1986年以后，有了老徐的这个现代诗大展，自己的诗歌也进入了现代诗的写作阶段，所以开始关注各种杂志。有一天偶然收到《关东文学》，发现这个杂志居然在做现代诗，而且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当时还觉得蛮惊喜的，所以就给它投稿。当时它的主编是宗仁发，后来是《作家》的主编，是一脉相承的。我和这两本杂志联系密切，曲有源当时是《作家》的诗歌编辑，宗仁发是主编，他俩和徐敬亚、孟浪、还有我曾想编一本《现代诗年鉴》。
苏：好像我听你说过，后来不了了之了。
朱：我们当时写了征稿信，每个人写了一段话，给全国发出去了，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了了之了，没出来。
苏：印象中你在黑龙江也参加过一些诗歌活动。
朱：我属于墙外开花墙内红。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之后，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在《诗歌报》发评论，获得一点名声。
要做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诗人
苏：那个年代诗坛上既写诗又写评论的人不多，你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你和包临轩联袂写过一篇文章《疲惫的追踪》，是批评谢冕先生的，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会写这样一篇文章，那个年代谢冕是新诗潮的引领者，是中国现代诗的理论家，为什么要朝他开刀？
朱：这是很偶然的事件，去北京出差除了看你之外，当时北大一个五四文学社，张华锋是当时的社长。之前我见到西川，印象很深的是，他请我吃了一份西式的西红柿拌饭。旅居瑞典的诗人李笠那天也在北大，当时我希望张华锋和李笠引见我去拜访谢冕，其实见谢冕，某种程度上比当年见老徐还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正像你说的他是朦胧诗的推手，对现代诗不遗余力的支持。但是去他家里拜访的时候，交流发现其实他对朦胧诗有一定了解，但对我们后来的这些年轻诗人，即所谓第三代诗人的生活方式、诗歌语言特点等等并不是有很深入的了解。说句不客气的话，好像他想维持自己教父的地位，不得不收集这群人的信息、作品、想法，再去写相关的评论。我觉得他已经过气了，已经抓不住现代诗的真实脉络，不真正了解第三代诗人，尽管他的愿望是良好的，他想保护、鼓励甚至宣传这群人，但我认为他已经远离了我们，所以当时就产生批评他的这种想法。我找到包临轩，我们俩共同完成那篇文章。文章发表后，据说反响很大，很多人包括你也觉得谢冕对我们这代诗人是真心的好，这么鼓励我们，现在就开始批评他，有些过分了，听说他的一些研究生很愤怒，想找到我，揍我一顿。
苏：我与谢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