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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应该说从语言上，从诗歌的表现方式上，有几个节点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个是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看到张小波、于坚、伊甸等人的诗，他们的诗当时对我有比较大的刺激，觉得诗歌可以这样表达，包括自己后来写的《男子汉宣言》，和他们的风格很是相近；第二个勿容置疑的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我才广泛阅读朦胧诗那茬诗人的作品，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是我的现代诗启蒙，使我彻底跳出十九****的影响和局限；强烈感受到现代诗的氛围，是接触到徐敬亚，因为他不仅代表他一个人，尤其现代诗大展，他代表一代人，他本身是横跨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一个桥梁式人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契机；后来，跟全国众多现代诗人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油印刊物，良性互动，互相感染，互相影响。对待诗人，我有三种划分方式，一种是因为诗成了一生的朋友，对人和对诗歌都认同；一种是对诗认同，对人不认同；还有一种就是诗歌和人都不认同。
苏：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来划分，还有第四种，就是对人认同，对诗不认同。
朱：同意。因为诗结识了一生的朋友，包括你、徐敬亚、孟浪、包临轩、宋词等等，这些人成了一生的兄弟。我认为这些人对我的精神影响，诗歌已经远远小于友情的价值，友情比诗歌的意义更大。还有一大批的人活跃在现代诗坛，从诗歌的角度，也算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并没进入我的私人生活，没有和我的精神、灵魂、情感发生更多的联系，只是从诗的角度，大家有交流，互相有影响，互相有认同。兄弟当中当然包括杨锦啊，杨锦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从诗歌角度，他不是现代诗人，他最重要的成就是散文诗。因诗结缘超越诗歌本身的友情还很多，像杨川庆啊，也是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兄弟。其实很多人当时都有书信往来，只是没有现场的交往，完全是空中纽带，虚拟的纽带，当年写诗最狂热时没有认识，过了这个特定的时期反而很难再找到特别亲密的感觉。就像我后来最认可的朦胧诗人王小妮的一句话，三十岁后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
苏：我倒觉得你的感觉并不错啊，在那个年代，写诗是一方面，关键是超越诗歌结识一些兄弟是更重要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你从牡丹江来到大连投身商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和人生的转折点，我能理解你主观上跟过去跟诗歌一刀斩断的绝念。之后你在大连娶妻生子，开始过上正常人的健康生活，反而是一件好事。依我看来，1989年之前，你写的诗基本是消极的、愤怒的、叛逆的，甚至语言都是丑的。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你诗中很少出现顽石般块状的东西，出现了流水，出现了美，出现了光辉和温暖。
朱：是的，这一个时段就出现了很重要的转折。其实我之后的诗从来没有拿出来发表，甚至像你这样最亲密的朋友看到过的也都不多，像你说的那样，我在抽屉里完成了自身诗歌的转变。我觉得这一阶段的诗歌，是我诗歌写作的最高峰，像《预言的山坡》就是有了女儿之后写的，我开始真正体会到生命中喜悦的幸福和爱的光辉。
苏：你当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状态，其实春夏之交事件之后不只是你一个人，是一大批人都离开了所谓的诗坛，以沉默表达自己的态度。有些人从此彻底不写了，有些人写了也不再拿出来发表了。如果不是春夏之交事件，我可能不会选择留学，绝望使人怀疑和否定自己相信的过去。你离开牡丹江后，在大连居住应该有七、八年的时间，与诗歌相关的活动真的是戛然停止了吗？
朱：在大连谈好了接受的公司，我就回了牡丹江，第一时间找到报社领导，他们很开心，心想这个人终于滚蛋了，当然表达方式是祝贺我终于找到更好的出路，希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等等。过完元旦，我就去大连报到，去上班的印象特别深，早上要打卡，这在1990年算是很早的现代管理制度，过去我因为读书写诗习惯于夜生活，一般都是每天下午才起床，所以坐在办公桌前不断地打瞌睡，脑袋咣咣地往桌子上磕，最后部门领导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这样吧，你先到洗手间去眯一会儿吧，大概经过三个月才慢慢地调整过来。
苏：可以说到大连后，是你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像前面说的你的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和过去一刀斩断，主要是和诗歌一刀斩断，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朱：我到大连后，基本上跟诗坛的活动和诗人一刀斩断，除非像你这样因为诗成了兄弟的人继续保持联系外，我和诗歌圈真的没有联系，直到后来几年才偶尔写诗，写完以后也不会拿出来发表。
偶尔写诗是为了完成自身的精神循环
苏：一个诗人可以和所谓诗坛不发生任何联系，但我不太相信他会决绝放弃写作。
朱：偶尔写诗是为了我自身的一个循环，当然还有一些理由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