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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处在边缘化，所以当时跟这些人交往是最多的。说白了，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主要是这些人的展，就是大家没有找到主流的平台，生存方式也都处于边缘化，加剧了强烈表达自己诗歌主张的阶段。至于官方的邀请，唯一一次是在1987年，黑龙江省**找我去参加一个青年诗歌研讨会。省**发给我一个申请之类的表，他们不清楚我的骨子里对官方组织和主流诗坛是不屑的，我居然做了一个特别极端的行动，当着人家的面把那个神情表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了，现在想来确实有点过分了。
苏：这也说明一种态度，就是你坚持的原则和坚守的立场是一脉相承，从来没有偏离过。你始终在讲，你写诗是为了对抗死亡和表达内心，但作品是另一回事，难道你不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他，甚至获得赞誉吗？其实我想说的是，诗歌江湖也是个名利场，你到底有没有功利性的想法。
朱：我的写作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表达自己，一个是对抗死亡。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得死亡一直是笼罩我头上的阴影，我们的终极就是走向死亡，这是生命中罩在头上的最大一块乌云。我觉得诗歌是我对抗死亡最直接的最有力的表达方式，那么从写作过程本身，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功利性，但是写完了以后，确实也想过发表，包括自己印制交流文稿等等。骨子里却有另外一种功利的渴望，就是想获得传世的名誉和荣耀。像唐宋时代和十九世纪的那些著名的诗人啊，确实有这种青史留名的想法，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在现实中我对诗坛上那些功利性的奖项是抵触的。
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精神特质，我们写诗完全是忠实于自己的热爱，是生命潜能的冲动，说到底，不仅与奖项无关，和所谓的诗坛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接着谈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来划分自己的写作时期你会怎么划分呢？
朱：在大学时代，通过阅读十九****作品，开始对新诗有了感觉，通过你们对校园诗歌有了一个接通并尝试新诗写作，但主要的表达方式包括语言技巧还是局限于十九****的文学手法，还没有找到与自己生命相对应的诗意语言。一直到了86大展前，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被发配，使我跟社会产生了真实的对抗，我开始沉浸在个人极端的愤怒和反叛，以及空虚和对死亡的未知的恐惧，我感觉自己才找到身心合一的语言方式，这时候写的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子之死和春夏之交事件是很重要的两个节点，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诗歌写作，而且对我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在社会存在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分水岭
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分水岭。那一年理想主义的终结，使得我们不得不在惶惑的状态里各自寻找精神的出路，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选择。我深信迟早会对那一年做出公正的评价，可我们正在不甘心中老去。
朱：其实我当时没在北京，在牡丹江这个偏僻的小城市，春夏之交事件之后，牡丹江市的主管领导下指示，说要对我这个人实行“以干代工”的政策，过去我们知道70时代的“以工代干”，干好了可以转为干部，现在竟然反过来了，要我以干代工，必须反省，不能写稿，到排版车间当工人。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干了，可我的行动也被控制的，不能离开牡丹江，我只好撒谎，说去大庆看我姑姑，实际上我是跑到了大连。我的一个小诗妹，也是我的崇拜者，在大连《海南经济报》记者站工作，她认识了一家民营企业，说需要金融管理人才。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学的专业可以派上用场了。
苏：看来在中国一个诗人应该多学几门生存的手艺。
朱：去大连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还是长发披肩，穿着摇滚青年那样的打扮，直接去了人家的办公室。公司的办公室在四星级的大酒店，所有的办公室人员一律西装革履，我进去后反差特别大，估计他们觉得来了个艺术家。公司老总说，朱先生，对不起，勉为其难，我们这是企业，我们不是文化馆，麻烦你去把头剃了。当时我很痛苦，头发不仅仅是一个头发的问题，它已经成了尊严的象征。被逼无奈，我找到大连最好的国营红星理发店，剃去伴随我多年的长发，第一次喷了摩丝，觉得特别不适应，又去另一个理发店找了把木梳把摩丝全部梳掉。坐在金碧辉煌的办公室里，俯看大连最繁华的大街，看到现代生活，看到商业的繁荣，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的生活将从此发生巨变，要跟过去的生活跟我用命抗争的诗歌一刀斩断。
诗让我们结识了一生的朋友
苏：从你大学开始，一直到1989年你和诗歌所谓的一刀斩断的时间里，哪些人在你的诗歌生涯里，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对你有至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