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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官员和豪族利用这一制度，通过虚设账簿、篡改政策等方式，将其变为敛财的工具。
他们打着朝廷的旗号，大肆牟取私利，导致市场价格被人为操纵，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在实施过程中，“市场价”这一关键概念变得模糊不清。
谁来进行市场调查？
谁又具备进行市场调查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谁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这一工作？
最后交易演变成了一种深层次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换。
每当百姓卖东西时，那些手握重权的官吏便以一块钱的市价，坚决不肯加价。
然而，当他们向百姓出售商品时，却将市场价哄抬至惊人的百倍之高。
甚至傲慢地宣称：“这个价格你嫌贵也罢，但绝不会给你任何折扣。”
对于那些敢于反抗或拒绝购买的百姓，这些官吏更是威胁道：
“若不卖，便封了你的摊位；
若不买，则抄你家产！”
在这样的恐吓下，许多百姓被迫接受高价商品。
尤其是当市场上粮食稀缺，人们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
即便价格高昂得让人望而却步，但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咬紧牙关购买。
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市场的混乱，更让官有资本趁机大肆敛财，而真正的民生需求却被抛诸脑后。
更为讽刺的是，当这些地方上的权贵向上汇报时，
往往会伪装成一副悲天悯人、关心民生的模样，呈报虚假的账目和政绩。
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价被地方官员和豪族随意操控，成为了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强买强卖之下，百姓苦不堪言，而官府的钱库并未因此充实多少……
除此之外，贷款的规定也颇有意意。
王莽规定，对于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或丧葬等，提供无息贷款，只需短期内归还即可。
而对于生产性借贷，则收取年息百分之十（也有说法是月息百分之三）。
这一规定在理论上看起来相当合理，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
在当时，没有现代金融信用体系的支持。
即使在现代社会，有抵押的民企贷款综合成本也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
而信用贷款的成本则通常超过百分之二十。
因此，在农耕时代，王莽提出的这个利率无疑是相当公道的。
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初衷也是好的。
然而，问题在于王莽的这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又一次完全忽略了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调节作用。
市场会自动调节出合适的利率，并为合适的贷款人配置资金。
即使市场利率看起来较高，但它通常能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
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双方自愿。
但当王莽的政府介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原本应该是双方自愿的交易，变成了单方面的强制。
地方官员在得到这一政策后，往往会滥用职权，强迫不需要贷款的人贷款。
甚至将年息百分之十擅自改为月息百分之十。
由于普通百姓无法接触到官方文件，地方官员便可以随意解释政策，将其作为压榨百姓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本旨在救助百姓的贷款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当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时，王莽却成了最终的责任承担者。
“五均六筦”政策的实施结果是将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工商业者和富裕农民挤压成贫困农民。
贫困农民则被迫离开家园成为流浪者。
这一政策使得各种有产者变成了无差别的无产者。
与此同时，传统的豪族则利用这一混乱局面开始招兵买马以自保。
每当社会上出现大量流民时最大的受益者往往是这些地方的豪族。
继汉武帝之后新莽王朝再次以一己之力分配人口红利。
然而悲哀的是王莽这份努力最终却徒劳无功，反而招来了无数唾骂。
第六、钱币铜冶
王莽蓄势待发，挥起手中大刀，砍向了影响最深远的货币制度上……
在接连对土地和工商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后，王莽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的经济命脉——货币。
儒家学者们对货币的看法颇为多元，其中，贡禹等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货币的主张。
他们认为，货币是国家垄断的产物，而且金钱本身就是万恶之源。
他们怀念周朝时期没有货币的岁月，憧憬着回到以物易物的纯真年代。
这种思潮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为大儒如师丹等人所赞同。
师丹更是提出，“古代人们曾以龟壳、贝壳作为交易媒介，这种自然、淳朴的方式难道不比现代的货币交易更美好吗？”
然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