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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地方**。
首映之夜，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正是那位听障女孩的小禾拍摄的《我想说话》。
全场安静。字幕滚动时，有人默默打开手电筒照亮屏幕，仿佛怕她看不见观众的回应。
电影结束，小禾走上台。她用手语说：“谢谢你们听我说话。接下来，我想听你们说。”
于是，有人站起来，讲自己失业半年不敢告诉父母；有人说起被校园霸凌却无人相信；一位母亲含泪讲述儿子抑郁症自杀未遂的经历……
那一夜，没有人离开。直到黎明破晓，仍有人在发言。
陈飞坐在角落，录下了整晚的声音。
后来，这段音频被命名为《回声录》，作为《破壁》的序章永久保存。
三个月后，“破壁计划”覆盖全国二十三省，累计支持一千二百七十六部民间影像作品诞生。其中四十三部被国外电影节收录，两部获国际人权纪录片大奖。
国内虽无正式认可，但变化已在发生。
某省级电视台悄悄开设《普通人的时间》栏目，每晚十分钟，播放观众投稿的真实故事；教育部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课改试点，鼓励学生拍摄微型纪实片；甚至有地方政府邀请“破壁”团队协助制作政务宣传片，主题是“听不见的声音”。
最讽刺的是，当初发文批评“苦难美学”的那篇社论作者，私下联系陈飞，希望将自己的父亲??一位尘肺病患者??的故事拍进下一部作品。
“他快不行了。”对方在短信里写道，“但他从来没被人真正看见过。”
陈飞答应了。
拍摄那天，老人躺在病床上，呼吸机发出规律的声响。他无法说话，只能用手指轻轻敲击床沿，像在打摩斯密码。
陈飞握住他的手，轻声问：“您想说什么？”
老人缓缓抬起右手，比了个“一”。
然后，又比了个“心”。
全场静默。
后期剪辑时，陈飞将这一幕配上旁白：“他说：我活着，我爱过。”
这部短片最终取名为《无声者》。
上线当天，播放量破千万。评论区第一条是：“对不起，我们迟到了。”
而此时，距离《燎原》首映，已过去整整一年。
新年第一天，陈飞独自回到湘西那个贫困村。
村子变了模样。原来的土屋多数翻新，村口立起了文化墙，上面印着孩子们演《雷雨》的照片。学校多了几间多媒体教室，操场边竖着一块石碑，刻着阿苗写的诗：
>“我不是废物，我不是赔款，
>我不是统计数据里的一个零……
>我是会疼、会爱、会做梦的人！”
他走进教室，发现黑板上写着一行字：“今天我们拍《破壁》第二季。”
讲台上放着一台二手摄像机，镜头盖开着，像是随时准备启动。
“陈导！”一声呼喊。
阿苗跑了进来，身后跟着十几个孩子。她长高了不少，眼神依旧明亮。
“我们商量好了，”她说，“今年要拍村里的老人。他们一辈子没出过山，可他们记得很多事，比如饥荒年怎么活下来的，比如妈妈是怎么走丢的……这些不说，就没了。”
陈飞看着她，忽然觉得，或许这才是电影真正的意义：不是拯救，而是传承；不是代言，而是交棒。
他蹲下身，认真地说：“那你来当导演。”
女孩愣住：“我可以吗？”
“当然。”他微笑，“只要你还想说话。”
夕阳西下，孩子们围坐一圈，讨论剧本。摄像机架在课桌上，红灯亮起。
陈飞站在窗外，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
朋友圈更新，只有一句话：
>“火种已交出去。
>我的任务，完成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