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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地方**。
首映之夜,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正是那位听障女孩的小禾拍摄的《我想说话》。
全场安静。字幕滚动时,有人默默打开手电筒照亮屏幕,仿佛怕她看不见观众的回应。
电影结束,小禾走上台。她用手语说:“谢谢你们听我说话。接下来,我想听你们说。”
于是,有人站起来,讲自己失业半年不敢告诉父母;有人说起被校园霸凌却无人相信;一位母亲含泪讲述儿子抑郁症自杀未遂的经历……
那一夜,没有人离开。直到黎明破晓,仍有人在发言。
陈飞坐在角落,录下了整晚的声音。
后来,这段音频被命名为《回声录》,作为《破壁》的序章永久保存。
三个月后,“破壁计划”覆盖全国二十三省,累计支持一千二百七十六部民间影像作品诞生。其中四十三部被国外电影节收录,两部获国际人权纪录片大奖。
国内虽无正式认可,但变化已在发生。
某省级电视台悄悄开设《普通人的时间》栏目,每晚十分钟,播放观众投稿的真实故事;教育部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课改试点,鼓励学生拍摄微型纪实片;甚至有地方政府邀请“破壁”团队协助制作政务宣传片,主题是“听不见的声音”。
最讽刺的是,当初发文批评“苦难美学”的那篇社论作者,私下联系陈飞,希望将自己的父亲??一位尘肺病患者??的故事拍进下一部作品。
“他快不行了。”对方在短信里写道,“但他从来没被人真正看见过。”
陈飞答应了。
拍摄那天,老人躺在病床上,呼吸机发出规律的声响。他无法说话,只能用手指轻轻敲击床沿,像在打摩斯密码。
陈飞握住他的手,轻声问:“您想说什么?”
老人缓缓抬起右手,比了个“一”。
然后,又比了个“心”。
全场静默。
后期剪辑时,陈飞将这一幕配上旁白:“他说:我活着,我爱过。”
这部短片最终取名为《无声者》。
上线当天,播放量破千万。评论区第一条是:“对不起,我们迟到了。”
而此时,距离《燎原》首映,已过去整整一年。
新年第一天,陈飞独自回到湘西那个贫困村。
村子变了模样。原来的土屋多数翻新,村口立起了文化墙,上面印着孩子们演《雷雨》的照片。学校多了几间多媒体教室,操场边竖着一块石碑,刻着阿苗写的诗:
>“我不是废物,我不是赔款,
>我不是统计数据里的一个零……
>我是会疼、会爱、会做梦的人!”
他走进教室,发现黑板上写着一行字:“今天我们拍《破壁》第二季。”
讲台上放着一台二手摄像机,镜头盖开着,像是随时准备启动。
“陈导!”一声呼喊。
阿苗跑了进来,身后跟着十几个孩子。她长高了不少,眼神依旧明亮。
“我们商量好了,”她说,“今年要拍村里的老人。他们一辈子没出过山,可他们记得很多事,比如饥荒年怎么活下来的,比如妈妈是怎么走丢的……这些不说,就没了。”
陈飞看着她,忽然觉得,或许这才是电影真正的意义:不是拯救,而是传承;不是代言,而是交棒。
他蹲下身,认真地说:“那你来当导演。”
女孩愣住:“我可以吗?”
“当然。”他微笑,“只要你还想说话。”
夕阳西下,孩子们围坐一圈,讨论剧本。摄像机架在课桌上,红灯亮起。
陈飞站在窗外,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
朋友圈更新,只有一句话:
>“火种已交出去。
>我的任务,完成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