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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深秋的寒风卷着沙尘扑进南锣鼓巷，李天佑攥着街道办的通知，纸页边缘被冻得发脆。通知上“二次审查“四个字刺得他眼眶生疼，恍惚间又看见1946年那个雪夜，父亲将他推进炕洞时，棉袄袖管滴落的血珠在青砖上结的冰。徐慧真正在糊窗户，新裁的窗纸是供销社的旧报表，“发展经济“的字样被裁成两半，贴在窗棂上像道未愈的疤。
“天佑，要不我去找易中海说说情？他们这些老街坊肯定知道些什么，能给我们作证的。”徐慧真放下糨糊刷，指尖还沾着榆树皮磨的黏浆。她想起上个月街道办王干事来喝酒，特意多给的二两牛肉干，此刻却觉得那点人情薄得像张窗纸。李天佑摇摇头，军大衣口袋里的烈士证明被他攥出褶皱，纸页间夹着的弹壳纪念品硌得掌心生疼。
钱叔蹲在修鞋凳上磨锥子，火星溅在李天佑的解放鞋上：“当年你爹娘被追到家里来交火，动静小不了，现在却都装鹌鹑了......”老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浑浊的痰里带着血丝，他没惊动任何人，只是默默的把痰用鞋底抹掉。
审查持续了七天。徐慧真把酒馆账本翻来覆去查了三遍，每笔账目都用红笔勾了又勾。何雨柱变着法子做好菜，松鼠鳜鱼、坛子肉摆满八仙桌，可谁都没心思动筷子。蔡全无每天蹲在供销社门口张望，梁拉娣焊工件时总走神，火花好几次烫穿了帆布手套。
深秋的寒风卷着枯叶掠过红旗运输队的大院，李天佑握着方向盘的手突然顿住，休息室旁边的办公室门上突然挂上了一张“审查组专用”牌子，红漆未干的字迹像道新伤。
徐慧真攥着刚蒸好的红糖馒头冲进运输队时，正撞见审查组组长将李天佑的档案摔在桌上。泛黄的文件被甩到角落，露出背面1947年的血渍：“你说你父母为保护联络站牺牲？可这证明人究竟是谁？为何查不到任何记录？”
李天佑的后背紧贴着斑驳的土墙，他想起那个雪夜，父亲把他推进炕洞时，身后也是这样的感觉。“组织可以派人去上级核实......”话音未落，徐慧真已挤到桌前，列宁装的铜纽扣撞得桌面砰砰响：“我男人的烈士证明是军管会盖过章的！你们凭什么......”最后，歇斯底里的徐慧真被请了出去，李天佑也被带进审查室。
审查室内弥漫着呛人的劣质烟草味，昏暗的电灯炮滋滋作响，在墙上投下晃动的阴影。李天佑挺直脊背坐在条凳上，面前的方桌堆满泛黄的档案，最上头压着他父母的烈士证明，纸角被岁月啃出毛边。
“1946年12月15日，”干部推了推金丝眼镜，钢笔尖重重戳在审讯记录上，“这一天，你父亲掩护地下交通站转移时，具体传递了什么情报？”李天佑喉结滚动，想起那个雪夜父亲棉袄上炸开的血花：“是华北战场的兵力部署图，藏在工具箱夹层里。”
“工具箱现在在哪？”另一名干部突然插话，茶杯里的茶叶打着旋。李天佑攥紧膝盖，指甲几乎掐进裤缝：“被国民党特务烧毁了。”
审讯持续到深夜，窗外的北风拍打着玻璃。“你说自己1949年加入运输队，”干部翻到某页档案，冷笑道，“可为什么运输记录里，有三趟车的目的地写着‘西郊农场‘？那地方根本没有货仓。”李天佑额头沁出细汗，想起那些藏在农场地下的物资：“是替军管会运送的紧急物资，具体内容田......组织要求保密。”
最尖锐的问题出现在第三天。“有人举报，”干部突然扔出张皱巴巴的纸条，“你在解放天津时，私自藏匿了一箱金条。”李天佑猛地抬头，看见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那分明是胡同里二流子的笔迹。他深吸一口气，从内衣口袋掏出本磨损严重的账本：“这是当时运输队的物资清单，每笔收支都有军代表签字。”
审查的最后一天，干部将照片甩在桌上。照片里李天佑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装，怀里抱着个啼哭的婴儿。“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李天佑的手指抚过照片上婴儿的襁褓，声音突然哽咽：“这是跟我一起死里逃生的烈士遗孤，被黑狗子追杀的时候，我曾假扮国党逃脱......”
当问话终于结束，李天佑走出屋子时，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口袋里的钢笔硌着胸口，提醒他那些不能言说的过往。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恍惚间，他仿佛又听见父亲在耳边说：“记住，这条路注定要沾血。”
当晚的四季鲜小饭馆格外冷清，何雨柱炒的宫保鸡丁在灶台上结了层油膜。钱叔默默磨着修鞋锥子，锥尖在青石板上划出火星。蔡全无推门进来，梁拉娣给他新做的棉鞋沾着街道办大院的泥：“田丹说审查组调走了1946-1948年的所有相关档案......”整个房间静的落针可闻。
第十天清晨，吉普车的引擎声撕破胡同的寂静。军管会的干部戴着大盖帽，皮鞋踏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徐慧真攥着李天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