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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洛阳的夏天已经来了。
槐花落尽了，满地的花瓣被风吹到墙角，堆成薄薄一层，踩上去沙沙响。蝉开始在树上叫了，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烦意乱。正午的时候，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连狗都趴在墙根下吐着舌头。只有洛水上还有几艘画舫在漂着，纱幔垂下来，遮住了船舱里的丝竹声。傍晚的时候，凉风从邙山上吹下来，带着松柏的清香，热气才渐渐散去。洛阳城的人们开始出门了——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妇人们在井边打水洗衣，老人们在槐树下摆开棋盘，摇着蒲扇，观棋的人比下棋的人还多。
阮籍散去财神之力，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陆悬鱼坐在龙门客栈的窗前，手里端着一碗酸梅汤，看着窗外的洛水。沈茯苓在旁边算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嘴里念念有词。云团趴在桌子底下，把脑袋搁在前爪上，眼睛半睁半闭。这半个月，洛阳城里静悄悄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改变。
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士林。
东晋的朝廷虽然建在建康，但洛阳作为旧都，在天下人心中的地位依然极高。桓温北伐收复洛阳之后，这座旧都重新回到了东晋的版图之内。朝廷虽不能迁都，但洛阳的象征意义从未减弱——谁控制了洛阳，谁就掌握了天下的正统。阮籍在的时候，士林的风气是狂放、散漫、逃避。名士们以清谈为荣，以务实为耻。他们聚在一起，谈玄论道，说庄子，说周易，说那些虚无缥缈的道理。没有人谈国事，没有人谈民生，没有人谈兵防。谈这些的人，会被认为是俗物，是庸人，是不懂风雅的蠢货。如今阮籍之风不在了，没有人带头了，那些狂放散漫的风气，像断了线的风筝，慢慢落了下来。
陆悬鱼听谢道韫在信里说起过这些变化。谢道韫说，最近洛阳的士人开始谈论一些以前从来不屑于谈论的东西。有人在谈税赋，说朝廷的税太重，老百姓交不起。有人在谈流民，说洛阳城外的流民营又扩大了，再不想办法，怕是要出乱子。有人在谈边防，说前秦的苻坚一直在练兵，早晚会打过来。这些话题，放在以前，是没人敢谈的。谈了就掉价，就不是名士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好像忽然醒了过来，发现那些虚无缥缈的道理救不了国，救不了民，也救不了自己。
陆悬鱼不知道这是不是阮籍的财神执念散去之后的结果。也许有关系，也许没有。也许只是时候到了。天下乱了太久了，死的人太多了，苦的人太多了。再麻木的人，也该醒了。
东晋朝廷虽然偏安江南，但在这段时间出台了一些整顿吏治、关心民生的措施。朝廷下诏劝农桑、减赋税、赈灾民。穆帝下令“悉罢苑囿以给民之无田者，实贫者官与之牛”，要求把皇家苑囿分给无田的百姓，贫苦人家由官府供给耕牛，要求地方官亲自下田督导农耕。
在洛阳，官府也开始整顿街市秩序，打击欺行霸市的奸商，虽然收效甚微，但至少是有人在做了。官场上风气也在慢慢转变，以前那些上班摸鱼、高谈阔论的官员，如今开始收敛了。虽然门阀子弟依然占据着大部分要职，但至少他们不敢再明目张胆地不理政事了。
军纪也有了好转。驻扎在洛阳城外的东晋军队，以前是出了名的纪律松弛：将领吃空饷，士兵抢百姓，百姓怨声载道。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些将领们忽然老实了。吃空饷的少了，抢百姓的也少了。有传言说，是朝廷派了钦差来查，查出了几个贪腐的将领，砍了头，挂在了城门上。其他人害怕了，就收敛了。也有传言说，是桓温那边打了胜仗，朝廷有了底气，开始整顿军务了。不管什么原因，结果是好的。
天道顺了，社会的逆言就会慢慢被屏蔽。那些散布谣言的人，发现他们的谣言没人信了。不是因为他们说得不够真，是因为大家不想听了。大家想听点别的。想听点有用的，听点实在的，听点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东西。谣言这种东西，就像风。风来了大家都跟着跑。风停了大家就不跑了。不是因为他们变聪明了，是因为风停了。
谣言渐渐少了，但陆悬鱼的生意依然没有起色。
白清每隔几天就来一封信，信里的内容越来越让人头疼。邺城的米面粮油又涨价了，不是涨一点，是涨三成。白清在信里骂娘，说那些供货的老板不是人，坐地起价，趁火打劫。他去跟人家理论，人家笑眯眯地说，白老板，不是我们想涨，是原料涨了，运费涨了，人工涨了，我们也没办法。白清说，原料没涨，运费没涨，人工也没涨。人家还是笑眯眯的，说，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的成本涨了，不涨价我们就亏本。
铁矿材料涨得更离谱，涨了四成。兵器坊那边已经快撑不住了。周老铁匠说再这样下去，他只能停工了。崔钰说不能停，停了石虎那边的军需就断了。军需断了，镇北营的新兵就没有兵器。没有兵器怎么打仗？不打仗怎么保家卫国？不保家卫国，慕容冲的皇位怎么坐得稳？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