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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
“现在嘛……”他眯起眼，“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半个月后，调查结果公布：赵建国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亲属虚构项目套取公款累计达十八万余元，情节严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消息传出那天，厂广播站破例播放了一段《歌唱祖国》，歌声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许多人驻足聆听，眼眶泛红。
而我，在工会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财务监督组副组长。接过聘书那一刻，我下意识摸了摸胸口口袋??里面静静躺着那枚1965年的铜怀表。它不再只是纪念，而成了某种象征：正直可以传承，良知不会断流。
秋天来得悄无声息。厂区道路两旁的梧桐叶开始泛黄，风一吹，卷着尘土打着旋儿飘落。我和林涛常在下班后去河边散步，聊些琐事，也谈未来。
“你知道吗？”有一次他说，“我现在写稿子，总会想起你爸站在医院走廊里说‘清白还在’的那个样子。那种力量，比任何口号都真实。”
我笑了笑：“所以他总说，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影子。”
十月国庆前夕，市总工会组织了一场“劳模事迹宣讲会”。轮到我爸发言时，他已经七十有六，走路需扶拐杖，说话也不如从前利索。但他坚持不用讲稿，站在台上，声音虽弱却字字清晰：
“我这一辈子，就守住了四个字??问心无愧。我不求别人记住我，只希望将来的孩子们走进工厂时，能看到干净的账本、挺直的脊梁，和一颗不蒙尘的心。”
台下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第一排，看着他佝偻的身影映在幕布上，忽然觉得那身影竟无比高大。
会后几天，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李薇。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手里提着一小筐苹果，站在门口低着头，不敢看我们。
“阿姨走得早，这些……是我妈生前种的果树结的。”她声音很轻，“我想，该还回来了。”
我爸愣了一下，随即让进屋，倒了杯热水给她。两人坐着，谁都没提往事，只聊了些天气、收成、街坊近况。临走时，我爸从柜子里取出一本旧相册，翻到一页，指着一张合影说：“这是你爸和我在青年突击队时拍的。那时候我们都相信，只要肯干，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李薇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眼泪无声地滑了下来。
她走后，我问爸：“你不恨她吗？”
他摇摇头：“恨解决不了问题。她父亲错了，可她也是受害者。咱们工人讲团结，不只是对自家人，也要给迷路的人留条回头的路。”
腊月到来时，一场大雪覆盖了整座城市。清晨推开窗，只见天地素白，老槐树挂满了银条，海棠枝桠上堆着厚厚的雪，像开了一树冬花。我骑车去厂里值班，路上遇见几个晨练的老工人，纷纷跟我打招呼：“陈师傅的儿子，越来越像他爹啦！”
我笑着点头，心里却明白，我不是“像”他，而是在努力成为他那样的人。
年终总结会上，厂长宣布了一项决定：将以“陈建国式清廉作风”命名内部廉政教育品牌，并设立“年度诚信职工奖”。当我代表家属上台接受荣誉牌匾时，全场起立鼓掌。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年轻的父亲站在领奖台上，胸前别着大红花，腼腆地笑着。
年后开工第一天，我带着新入职的几名年轻员工参观档案室。在一排排泛黄的文件柜前，我打开那个熟悉的箱子，取出那本职工登记簿，翻到第207页。
“这是我爸的信息。”我对孩子们说，“他一生没升官，没发财，甚至连名字都没出现在报纸上。但他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告诉我们：平凡岗位上的清白，才是最珍贵的勋章。”
有个小姑娘举手问：“叔叔，那你以后也会这样吗？”
我看着窗外初升的太阳照进车间，机器重新轰鸣起来，像大地复苏的心跳。
“会的。”我说，“因为有人要织布做衣，有人要修路建房，有人要守住良心。我们不做，谁来做？”
春天再度来临的时候，我爸办了退休手续。交接仪式很简单，就在车间门口摆了几张桌子，工会送了一面锦旗，写着“忠诚奉献三十年”。他穿着整洁的工装，戴着那枚褪色的党徽，郑重地把工具箱交到我手中。
“以后，轮到你了。”他说。
我接过箱子，沉甸甸的，里面有扳手、钳子、记录本，还有一张他亲手写的便签：
**“账要一笔一笔算清，路要一步一步走正。”**
那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饭后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步。夜风微凉，海棠树的新芽已经冒头，嫩绿得能掐出水来。
他忽然停下脚步，仰头望着星空，喃喃道：“小海啊，人这一辈子，就像种花。不一定人人都能开出牡丹，但只要根扎得深，哪怕在砖缝里，也能活出样子。”
我搀着他慢慢往回走，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叠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多年以后，当我儿子站在那张“三代同堂劳动家庭摄影展”的照片前，指着画面中的两个身影问我：“爸爸，爷爷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会告诉他：
因为我们相信，黑暗终将过去，春风总会吹开冻土；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清白或许微不足道，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守住底线，就能撑起一个时代的尊严。
那年花开1981，花开的不只是季节，更是人心深处那一抹不肯熄灭的光。
而这束光，至今仍在照亮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