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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出来给袁树的“伴学书童”。
倒不是说袁逢认为这家伙多么有才能，主要还是这家伙听话，很服袁树，袁树指哪儿打哪儿，是个合格的狗腿子。
这家伙长得虎头虎脑，肉厚扛揍，打架是一把好手，但是很明显智商不高，读书读的不利索，平白有了一个“马氏弟子”的名号，却连一个在袁树看来简简单单的句读都没有掌握。
为了面子上好看，马融特意派了高足卢植来传授指点他加快学习句读，给他一个人开小灶，结果饶是卢植如此坚毅的品性，也差点在许崇身上毁于一旦。
在这一点上卢植就不如袁树了，当袁树意识到许崇的大脑和知识是无法兼容的事实的时候，就放弃让他成为一个狗头军师的想法了。
人总有自己的用处，不会学习，总能会点其他的东西，没有没用的人，只有没用对地方的人。
有鉴于这群年幼弟子们令人堪忧的学术、智商水平，马融在教学层面上也只能采取循序渐进、循循善诱的方式，由浅极深，传授他最擅长的《左氏春秋》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慢慢讲。
作为经，传说由孔子所作的春秋经全文一万多字，却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二百四十年的历史，算是把“微言大义”这四个字发展到了极致。
但是微言大义到了极致，学习的难度也就到了极致。
甭管后人如何理解春秋经，但是春秋经的文字写的是历史，读历史，需要尽可能的详尽，但是春秋经却是尽可能的简略。
一个季度的历史，只用一句【秋七月】就结束掉了，这三个月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春秋经是不讲的。
就像是本山大叔给范伟的轮椅，全赖学习者自己发掘。
于是这部经典就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春秋笔法”这一说法。
这部经典对太多的历史内容有太多的春秋笔法，隐藏省略了太多的东西，想要读懂，非要有深刻了解的高人指点不可，只靠自己，几乎无法读懂。
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并为春秋三传，其原初的目的就是给过于简略的春秋经填补空缺，把春秋经一句话背后的历史背景补充一下，方便后人理解学习。
当然，因为春秋经可供填补的空缺堪比乐事薯片包装袋里的空气，足够后人在其中辗转腾挪、反复横跳。
所以在填补的过程中，便根据个人不同的理解和个人私货，出现了诸多流派。
流传至今，便是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这三大派系大行于世，为人所共知。
各派系对于春秋经的解读各有其特色，且各派弟子都只能严格遵守本门派的解读方向，不能逾越，不能悖逆。
如《春秋经》首句的【春王正月】四字。
左传解释为史官记事，必表年月，谓此年为【春，王周正月】，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历史记述方式，并没有其他含义。
往后，学习左传的一派儒生就只能从这个角度解读春秋经。
但是公羊传不这么认为，这一派系的人对此的则解释为“大一统”，认为这四个字表明了孔子全篇的态度，也就是【继周王鲁】。
所以公羊派的儒生就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创作命题作文，不能偏离主旨。
所谓【继周王鲁】，其实和公羊学派“通三统”的说法相关。
一旦人间有新王即位，就应该保留以前两王朝之后，为之封土建国，让他们依然遵守前王朝之旧传统与旧制度，并给予最高的爵位，与此新王朝同时而并存，此即所谓“存二王后“的说法。
因此，当周灭商之后，分别封夏、商二王之后为杞国和宋国国君，加上自己，一共有三个王者，以示正统。
按照公羊派大佬董仲舒的说法，到了孔子生活的时期，孔子眼见礼崩乐坏，意识到周王朝失去天命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创作春秋经作为“新王”的象征，提前为这一局面做准备。
如此，则相对于新王的二王后就不再是杞、宋，而成了宋与周，也就是说，杞国的国君因此退出二王后的序列，转而由周的代表者承继这一地位。
而在孔子看来，鲁国与周宗室的关系最为亲近，所以新王朝封二王后，作为周的代表者最有可能被封的就是鲁。
所以春秋经主要写的就是鲁国的历史。
换言之，左传学派的底层逻辑只是把春秋经当作历史传记来看，最多延伸到“警示后人”、“宣扬正道”的地步。
但是公羊学派却把春秋经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高度，试图以此制定国家政治制度、决断一切政治生活中的疑难杂症，所有的一切，都要从中找到可以解决的办法。
西汉时期和东汉前中期，根据统治者的需求，公羊学派还是能占据主流地位的，不过时至今日，情况就不一样了。
作为一代宗师，马融自然学过公羊传，对此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但是他个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