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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日还勉强撑着,过几天便是血泡叠血泡,掌心手指,无一处不破。
有个豫籍老兵挖到半夜,实在忍不住,对着同营伙伴苦笑道:“打仗不过挨一刀,这修渠,倒像天天拿细刀子在手上剐。”
这话传到张曜耳里,他也不责怪,次日便下令:每营设医官一名,专司挑泡敷药;凡血掌者,赏膏药一贴,酒半碗。
那酒原是军需,本为驱寒之用,如今却成了修渠奖赏。
兵卒们夜里收工,领半碗热酒,喝下去,从喉头一直暖到胸口,第二日竟也还肯硬着头皮再下渠。
清沙之后,便是铺槽。
铺槽看似比挖沙轻省,其实更见工夫。
木槽入土,先须夯实地基,以碎石垫层,防其下沉。
槽与槽相接处,以油毡垫缝,再用铁箍束紧。
每铺一节,便要校一节,或高或低,都不成。高了,水去得急,易冲裂;低了,水便滞,泥沙积久,照样要堵。
张曜从兰州带来一具西洋测平之器,军中人都叫它“水准器”。以木匣盛之,轻拿轻放。
兵士们初见,都觉新奇,有人一辈子没见过这等东西,不敢近前。
张曜便亲自命人示范,教他们如何照看高下、如何校平槽底。
又立下赏格,谁先学会,便赏肉。
军中本来就少肉,众人一听有赏,学得极快。
没几日,几个最灵光的营兵已能捧着器物,沿槽校验,口中报着“左高一分”“右低半寸”,竟也像模像样。
最难的还是铺毡。
木槽底先铺一层细沙,以求平整;其上再覆油毡,毡边须折起,贴住槽壁,再以木钉细细钉牢。
毡上还要再覆一层薄沙,免得烈日久晒,油气散尽,毡面脆裂。铺毡时,最忌起皱,皱则积水;也忌缝隙不匀,隙大则漏。
张曜知道此事不可草率,便索性请蒯氏来督看。
蒯氏每日乘一顶青布小轿,沿渠巡视。
她不着华服,只穿青布衣裙,外罩深色褂子,头戴斗笠,手中执一枝朱笔、一册工段簿。
她不动辄厉声,只一段一段仔细地观察。
哪一段木槽接榫不密,哪一处毡边折得不平,哪一处覆沙太薄,她看见了,便在工段簿上轻轻一勾,命该段管带来对。
起初果有管带心中不服,暗道一位夫人,再有见识,终究不是工匠,懂得什么渠工细务。
直到某段因毡缝未匀,试水时果然渗漏,费了许多人力重铺,众人才不敢再轻慢。
后来军中私下都说:张军门管大处,夫人专看细处;细处若被她盯上,比挨一顿申斥还难熬。
蒯氏对此,也并不放在心上。
她巡视时,也常向老工匠请教,以手挖开槽旁浮沙,触土辨湿,看地下水气深浅。
有老匠人见她看得细,忍不住道:“夫人倒像懂得比我们还多。”
蒯氏却道:“我不是懂,是问得多、记得多。你们做了一辈子渠工,我不过把你们的话理清了,再记下来罢了。”
如此,她既是督工,也是学人;既勾簿记错,也虚心求教。营中人看在眼里,反倒愈发敬她。
修渠日复一日,苦得很,也磨人得很。
十四营轮番上工,一班修渠,一班屯田,一班巡警。
巡警者防西路有警,也防夜间牲口践坏工段;屯田者则先于近地试垦,翻土压碱,预备有水之后立时下种。
众人原先只觉自己是来打仗的,谁知一脚踏进哈密,竟成了半个工匠、半个庄户。
可做得久了,也渐渐做出一点门道来。有人能一眼看出哪段地势需垫石,哪一段覆沙要厚;有人挖久了,竟也学会分辨土性,知道白碱壳下面若见暗湿,便是“活土”;见红柳根深处有细润,便知近旁或许能见水。
修渠之外,植树也同时在办。
这是左宗棠一向的主张,大军所过,宜夹道植树。
树不只是取阴凉,更可固沙、记路、养地。
张曜深知此意,便在修渠稍稍成势之后,也把植树之事一并抓了起来。
植树看似比修渠容易,其实更吃耐性。
哈密风大,树苗新下土,风一刮便摇;水少,根未扎稳,转眼便干。
张曜试过几回,才摸出一套办法来:春植不如秋植,明栽不如暗栽。
所谓秋植,便是趁九月十月天气尚暖、地气未寒时,把树苗栽下,让它先在地里稳住;所谓暗栽,便不是把树直挺挺栽在迎风明处,而是择低洼背风之地,或先挖深沟,再于沟内下苗,外头起土埂挡风,必要时还用草席遮护。
所植之木,以榆、柳、沙枣为主。
榆耐旱,柳易活,沙枣耐碱。树苗也并非尽从外头买来,多是就近截条。
沿哈密河旧岸尚有些野柳,截其枝条,长二尺许,粗如手指,便可作插条。
插条入土一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