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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望舒在农场安顿下来以后，白天去场部的识字班教课，晚上帮着团部誊抄材料。
识字班的“教室”是一间土坯房，墙上刷了一块黑板——其实就是在泥墙上抹了一层锅底灰拌桐油，干了以后能用粉笔写字。
学员有年轻战士，有新来的支边青年，也有从附近村庄来的维吾尔族小孩。
年龄从十七八到四十出头都有，多数人不识字，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她从最简单的字教起：人、口、手、水、土、田。
她写字的时候，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细而清脆的声音。
这声音让她想起杭州的教室，想起那些下雨的午后，学生们齐声念课文，窗外的雨丝打在瓦上，沙沙的，像蚕吃桑叶。
她偶尔会走神，手里的粉笔停一停，眼睛望着窗外。
南疆的天，高得发白，没有一片云。
然后她收回目光，继续写下一个字。
陆国庆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一个字。
那天他被叫过来修完一台抽水机，路过识字班的土坯房。
窗户是个方洞，蒙着一块洗得发白的军用帆布，角上被风掀起来，露出里面昏黄的马灯光。
他听见一个女声在教字，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这个字念‘沙’。三点水，右边一个‘少’。水少的地方，就是沙。”
他停下来驻足，因为她教字的方式。
她把一个字拆开了，又合起来，让那些从没摸过笔的人，也能听懂。
他想起自己的师傅教他认零件，也是这么教的——拆开了看，看懂了再装回去。
他从掀起的帆布角，往里看了一眼。
马灯的光不亮，照得她侧脸发黄。
她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一截粉笔头——已经短得快捏不住了，她用拇指和食指尖掐着，在黑板上书写。
她的睫毛上落着细细的沙尘，自己大概没察觉。
他没进去，只把窗户角上那根松了的帆布绳，默默系紧了，然后走开。
这两年，师部的几个新建农场，刚刚起步。
房子是新搭的，渠是新开的，地是新平的。
一切都在从无到有。
可越是这个时候，越经不起风沙折腾。
外围一有沙口往前逼，地边就不安稳；渠边一有积沙，水就跑不顺；路一埋，车也走不动。
团部几次开会，说来说去，大家都明白：治沙，势在必行。
守住绿洲外缘，守住荒漠前沿，农场的根才能往下扎。
这次，农一师开了“叶尔羌河下游防风固沙大会战”。
大会上汇总了目前治沙的法子，还比较落后，没什么创新。
先挖排碱渠，清渠、加深，把地里的碱和余水往外带；再在渠埂、路边、地边三道线上栽树，形成“井”字样的护地林带。
迎着主风的沙口处，则立柴草障。
把从河道割来的芦苇、砍来的红柳条捆成束，挖浅槽，打木桩，夹住草束，一道道立在沙梁前头，矮的齐膝，高的到人大腿。
沙障后再挖半月形的坑，坑口朝背风的一边，里头栽红柳、柽柳、沙枣和铃铛刺，有机会也试着栽几株从北边辗转弄来的梭梭苗。
先拦住风，再护住根，一步一步往外顶。
真正把治沙的事提上日程，是一场春风之后。
那场风并不算顶大的，可何望舒所在的农场，北侧一段新平整出来的地边，隔日就堆起了半尺多高的沙。
两处临时料场也给吹得没了样子，几捆芦苇卷出去老远，连界桩都埋了半截。
团长带着人出去看了一圈，回来后脸色很沉。
开会时他把地图摊在桌上，用铅笔头点着绿洲外缘的一线地方。
“这几处沙线，不能再由着它往前走了。地开出来不容易，渠引来水也不容易。外围不稳，里头就安不下。得想办法，先把前头顶住。”他一脸疲惫地说道。
懂些技术的老师傅们，连着几天往外跑。
白天看地形，看风口，看哪一带靠近河道，哪一带沙子活，哪一带还有零星灌木；晚上回来，围着桌子商量。
有人主张先栽树，有人说先立沙障。
最后定下来的路子是：先在几段最要紧的前沿地带试着扎沙障——用芦苇和麦草捆成束，顺着主风方向立成一道道矮墙，把活动沙面分割开、压住；再看不同地段条件，栽耐旱的灌木。
靠近河道、略有水气的地方，先试红柳、柽柳和铃铛刺；离水更远、沙更活的前沿，再试栽梭梭。
成不成，先干一段看。
这法子说起来不复杂，可真做起来，样样都得从头张罗。
扎沙障要料。
离河道近的地方能割芦苇，离水远些的地方，就得从附近村庄收拢麦草。
草和苇子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