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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得她倒抽一口凉气。
很有些疼。
可这疼跟生孩子的时候，又不一样。
生的时候像是把自己撕开；如今却像是把自己一点点交出去。
陆国庆蹲在炕沿边，看着妻子和女儿，半天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他伸出手，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冬梅的脚底。
那脚只比他大拇指长一点，五个小趾头像黄豆粒，蜷缩着，热乎乎的，软得惊人。
他立刻又把手缩了回去，像被烫了一下。
“咋了？”何望舒问。
“没咋。”他嗓子有点哑，“太小了。我怕碰坏了。”
何望舒笑了，笑着笑着，却又掉下泪来。
冬梅满月后，正赶上农场最忙的春灌季节。
何望舒回了学校。小学是一排土坯房，几个年级混着上，她一个人教语文、算术，还兼着教唱歌。
孩子们大都是农场职工子弟，也有附近老乡家的孩子，普通话里夹着各地方言，也夹着维语词。
陆国庆则进了机耕队。
队里机器不多，老的多，新的少，他一天到晚围着它们打转，不是在拆，就是在修。
有时半夜被人从被窝里叫走，披上衣裳就跑，回来时满身机油味，女儿早已睡着了。
冬梅会走路那年，分场在河堤上栽了一排沙枣。
何望舒抱着她去看，指着那些细细的苗说：“这是树。树长大了，风沙就过不来了。”
冬梅伸手想抓一片叶子，叶子灰绿，带着细细的绒，她一碰便缩回了手，小嘴委屈地瘪了瘪。
“扎吧。”何望舒轻声说，“扎了才知道，这东西是活的。”
后半句话她没说出来，只在心里慢慢地过了一遍：你生在风大沙大的地方，可你活下来了，这些树也一样。
到了1965年冬，老韩又一次来了麦盖提。
这些年他一直在各处跑，去过阿克苏，也去过别的学习班和试验点，专门琢磨种树压沙的新法子。
那年秋天，他在宁夏听说了一种叫“草方格”的固沙方法。
沙坡头那边正在试验，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扎成网格，据说能把流沙先压住，再往里栽苗。
南疆还没人试过，师里打算挑几个地方先做试点，老韩便主动揽了下来。
他到的那天，天上飘着细雪。
何望舒在土坯房门口一眼看见他，先是愣了愣，随即叫出声：“老韩？”
“是我。”他摘下狗皮帽子，鬓角已经花白了，“何老师，陆师傅，好久不见。”
陆国庆从机耕队赶回来，手里还攥着一把扳手。两人见了，也不握手，只是互相拍了拍肩，像当年在沙梁上那样。
“草方格，”老韩开门见山，“宁夏那边在搞试验，我琢磨着咱们这儿的地形跟沙坡头有几分像，想试试。师部批了，做试验点。”
他在土坯房里摊开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用铅笔标着沙线、风向、河道。
何望舒端来砖茶，他喝了一口，从兜里摸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字。
“我在外面农学院听来的，还在试，得自己摸索。材料用芦苇秆，咱们这儿芦苇可不少。”他翻开本子，解释道，“新技术还没完全定下规矩，咱们得边干边看。芦苇秆先按一米上下见方扎，太大怕漏风，太小又费料。折下去，插进沙里，再把格子中间的沙往四周拨，压实根脚。关键不在整齐，关键在扎住。”
他说着抽出坎土曼，在地上比画。
冬梅那时已经六岁多，扎着两根小辫，蹲在旁边看得眼睛都不眨。
“韩伯伯，”她忽然问，“这格子，像不像奶奶纳的鞋底？”
老韩一怔，随即笑了：“像。你奶奶一针一针，把鞋底纳紧，咱们是一格一格，把沙按住，让它不再乱跑。”
何望舒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
冬梅说话越来越像她爹，平时不多，可冷不丁一句，总能让人回味半天。
“明年开春就干。何老师，你还得帮我给大家上课，把方法讲清楚。试验嘛，做成了最好，做不成也得知道哪儿不行。”老韩一边喝茶，一边笑着说道。
“我？”何望舒问。
老韩点头道：“你字写得好，课讲得清。这技术，得先让人心里明白，手上才能做得对。”
那天晚上，何望舒在煤油灯下抄材料。
老韩白天讲过的要点，她一条条记下来，字写得格外规整，像早年在江南备课时那样。
冬梅趴在她膝边，用铅笔在土纸上画格子，画一个，数一个，嘴里念念有词：“一米，一米，又一米……”
陆国庆修完一台水泵回来，站在门口看了许久。
马灯把母女俩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个写，一个画，头挨得很近。
屋外风里还带着雪后的清冽，远处河水的声音隐隐传来。
他本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