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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合用的东西。别跟耀儿说。”
陆冬梅不肯收。
满仓嫂握住她的手,抓得很紧,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掌心全是硬茧,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
她把红纸包硬塞进陆冬梅的衣兜里,又拿手在外头按了按,像当年何望舒替陆冬梅按箱扣那样,怕它跑了似的。
“闺女,”满仓嫂看着她,眼眶又红了,这回没让泪掉下来,“我们家穷,耀儿跟着我们,从小没享过福。往后你们在一块儿,他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多担待。他不是坏孩子,就是嘴笨,跟他爹一样。”
陆冬梅没有推辞了。她伸手抱了抱满仓嫂,叫了一声“婶”。
满仓嫂愣了一下,然后慢慢抬起手,拍了拍她的背。那一下很轻,像怕拍碎了什么似的。
回去的路上,郭满仓坐在拖拉机车斗里,被风吹得酒醒了大半。
他忽然问满仓嫂:“你说,人家闺女,到底看上了咱耀儿啥?”
满仓嫂抱着空了的鸡蛋兜子,想了一会儿,说:“他实在。”
郭满仓想了想,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又问:“那钱,闺女收了吗?”
“收了。”
郭满仓不说话了。
拖拉机突突突地在土路上颠着,车灯照出去,光柱里全是飞舞的尘土。
过了很久,他才又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收了就好。收了……就好。”
满仓嫂没应声,只把鸡蛋兜子叠好,压在膝盖上。
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照见路边的沙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几颗干瘪的枣子,在风里轻轻晃着。
她忽然想,儿子往后,大概不会再吃他们吃过的那些苦了。
第二天,老韩从林业站赶来,他如今已经是站长了,这次带了一捆红柳枝,说得头头是道:“栽活了挡风沙好,要不拿来做扫帚也行”。
何望舒看着郭耀,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你是搞水利的,知道水要稳。人也要稳。”
郭耀点点头:“我知道。”
陆国庆没说话,只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一下很重,像当年拍拖拉机机壳那样。
孩子是在一九八三年冬天来的。
那时陆冬梅还在乌鲁木齐研究所,住在单位分的单身宿舍里,条件简陋,墙是石灰刷的,暖气时有时无。
郭耀在阿克苏的工地驻点,两头跑。
她怀着孕,肚子已经显出来了,却还在整理野外资料,能坐着做的就尽量自己做,实在需要下点的活才往后推。
桌上摊着的是阿克苏、喀什一线几处风口林带和盐碱地的资料卡,边上压着几份水利草图。
郭耀回来时,常看见她还伏在灯下,一手扶着腰,一手慢慢写字。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天已经很冷了。乌鲁木齐下了第一场雪,窗外白茫茫一片。
陆冬梅发动那天,外头正刮着北风。
所里的同事赶紧把她送到单位简易医院,其实是所里和附近工厂合办的一个卫生点,只有三间平房,一间诊室,一间药房,一间用来接生的土坯房。
墙上刷着白灰,角落里生着一只铁皮炉子,煤烟味和来苏水味混在一起。
郭耀从阿克苏赶回来,坐了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进门时鞋上全是泥雪。
他站在土坯房门口,不敢进去,只听见里头陆冬梅的声音,一阵阵的,像被风撕碎的纸。
何望舒是第三天下午才赶到的。
她从麦盖提出来,先坐农场的手扶拖拉机到县城,再转长途汽车到喀什,再坐火车到乌鲁木齐,路上走了整整两天两夜。
她五十三岁了,裹着厚重的棉衣,头发花白,眼窝深陷,怀里抱着一兜干枣和土鸡蛋,是用旧毛巾包了一层又一层的。
下车时,她的腿肿了,鞋帮上全是干泥,嘴唇裂着口子,渗着血丝。
可她一进门,连棉袄都没来得及解,就把陆冬梅扶进里屋,摸了摸她的额头,又看了看孩子。
“妈……”陆冬梅躺在那儿,声音虚弱。
“别说话,”何望舒把干枣放在床头,“妈来了。”
夜里,孩子终于落了地。
是个男孩。
哭声不算大,却很亮,像一根细细的线,突然从屋里挑出来,把几个人悬着的心一下带了下来。陆冬梅躺在那儿,脸色白得厉害,头发全被汗打湿了。郭耀进来时,脚步都放轻了,先看她,再看孩子,半天没说出话。
何望舒把孩子递过去:“抱抱看。”
郭耀伸手去接,动作很笨,几乎比看图纸还紧张。他托着那小小的一团,低头看了很久,才小声问:“叫啥?”
陆冬梅靠在枕头上,喘匀了气,才答:“郭琦。”
“哪个琦?”
“左边美玉右边稀奇的那个。”她说,“人活在这地方,风沙里也得护点珍宝。”
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