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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听了，轻轻点了下头。
何望舒坐在床边，看着女儿，又看着外孙，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自己躺在地窝子里，陆国庆在门外蹲着抽烟。
那时候的风也是这么硬，沙也是这么细，日子也是这么苦。可一代一代，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她低下头，用粗糙的手摸了摸郭琦的脸。那脸小小的，红红的，像一颗刚从沙土里探头的芽。
陆国庆五十五岁了，还有五年才退休，何望舒在女儿这里也不便久待。
孩子满月以后，何望舒回自己家了。
小夫妻的日子，又一点点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陆冬梅继续在研究所上班，郭耀在阿克苏和乌鲁木齐之间两头跑。
不同的是，宿舍里多了一只摇篮，多了几件小衣裳，也多了半夜被哭声惊醒、白天还要照样去上班的疲惫。
郭耀有时半夜从工地回来，先站在门边把一身寒气散尽了，才敢去看孩子。
陆冬梅有时抱着孩子改资料，改着改着，孩子睡着了，她自己也靠着桌角眯过去。
何望舒来看他们时，总说：“你们这一代，比我们那时候书念得多，法子也多，可过日子的累，是一样的。”
陆冬梅听了，常常只是笑。
她知道母亲说得对。
只是这一代人的累，除了风沙和饥饱，又多了一层：知道得越多，心里的责任也越清楚。
她已经不能只把自己当作风沙线上的孩子了，她得开始回答另一个问题——学到的东西，究竟怎么才能真正变成新疆地上的树、渠和林带。
一九八六年春，这个问题真正落到了她和郭耀脚下。
那一年，阿克苏地区启动了柯柯牙绿化工程。
陆冬梅向所里申请，带着儿子去了阿克苏工地，与郭耀汇合。
那不是一块小地，也不是给哪一个团场添几排树那么简单。
阿克苏城边长期受风沙侵袭，城外荒滩、沙砾地和裸露风口逼得很近，春天一来，风卷着沙就往城区扑。
人们早就知道要绿化，可真正要把一座城周边的荒漠边缘改造成防护林带，靠的绝不只是口号，而是一整套工程：地怎么整，树怎么选，水怎么引，盐碱怎么排，哪一带先做、哪一带后做，哪里适合乔木，哪里该先上灌木，哪一条渠要先通，哪一条排碱沟要先挖，全都得一项一项落到地上。
陆冬梅所在的单位，参与了立地条件和树种配置方面的技术支持。
郭耀则随水利工程队到现场，负责一部分配套渠系和供水线路。
他们几乎是在不同岗位上，重新走到了同一个风口。
郭耀和陆冬梅第一次一起站到柯柯牙的荒滩上时，天刚蒙蒙亮。
阿克苏城还在后头，远远地伏着，像一团尚未完全醒透的灰白影子。
城外的地，却已经把荒凉摊得很开了。
眼前是大片裸露的沙砾地，夹着风剥过的硬土和零零星星的盐斑，像撒了一层白霜的坟场。
往远处去，地势微微起伏，再接上更远的荒漠边缘。
风一过来，不必太大，就能卷起地皮上的浮沙，沿着地面一层层地走，像黄色的蛇。
陆冬梅蹲下去，抓了一把土。指间先觉得粗，再觉得涩，松开时，细沙从掌心漏下去，落回地面，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她往深挖了半尺，土变了颜色。
上层是黄的，下层是白的，像一块夹心饼。
那是碱的白，涩的，苦的，舔一下会发麻。
“这地，”她低声说，“得先铺客土。直接栽，根会被烧死。”
郭耀站在一旁，看的是另一件事。
他先看地势，再看远处的引水方向，最后把目光落回脚下的渠线桩上。
木桩插得不深，桩头上系着布条，被风吹得向一边斜过去。
他沿着那一串桩位走了十几步，又回头，眯着眼把高差估了一遍，才说：“水能来，但不能乱来。先把渠顺了，不然这片地吃不住。”
陆冬梅站起身，看着眼前这一大片荒地，半天没有说话。
她小时候见过的是农场外沿的风口，是一道一道去拦、一块一块去治的；柯柯牙却不一样。
它挨着一座城，挨着路，挨着人每天都要进出的地方。
“这要是成了，”她低声说，“阿克苏城边就能先挡一道。”
郭耀点了点头：“不光挡一道。树活下来，风会先变，地也会跟着变。可前头几年最难，水要跟上，不能断。碱地种树，头三年是鬼门关。”
他说这话时，语气和平常讨论支渠、排碱沟没有两样。
可陆冬梅听得出来，他心里也是有劲的。
做水利的人，最怕的是图纸漂亮、地上落不成；一旦真有这样一项大工程摆在面前，谁都会明白，自己手里那条渠、那个闸口、那段高差，后头都连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