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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验。
那架旧运-5飞机停在临时平整出来的沙质跑道上，机身漆着褪色的蓝白条纹，螺旋桨在晨风里缓缓转动。
机舱里装满了种子，有沙拐枣和梭梭，都拌了黏土浆和驱避剂，用麻袋装着，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
陆冬梅站在跑道边，穿着工作服，戴着草帽，手里攥着无线电台的话筒。
她身后是二十人的地面保障队，有研究所的同事，有林业站的职工，有当地维吾尔族老乡。
老韩也来了，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远远望着。
“风速三级，可见度良好，符合起飞条件。”
电台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
陆冬梅深吸一口气，按下通话键：“开始作业。”
运-5轰鸣着滑上跑道，螺旋桨卷起漫天黄沙。
飞机爬升到八十米高度，沿着预先标定的航线，向沙漠腹地飞去。
机舱门打开，种子倾泻而下。
陆冬梅站在地面，闭上眼睛，仰起头。
她仿佛觉得自己在空中飞翔，看着那些褐色的种子落在金黄色的沙丘上，哗哗作响。不是瀑布那种轰鸣，而是一种绵密的、沙沙的闷响，像无数只蚕在同时啃食桑叶。它们弹跳，滚动，嵌入沙的褶皱里，像盐溶进水里，转眼就不见了。
她想起小时候，母亲在沙梁上一锹一锹地挖栽植穴，父亲开着拖拉机一趟一趟拉芦苇。
那时候治沙是靠人的肩膀、人的腰、人的手。
而现在，治沙有了翅膀。
她睁开眼睛，转头走向办公室——种子撒下去只是第一步。她现在该开始为下面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准备了。
问题来得比预计更快。
飞播试验刚结束，一场风就把最外侧一道沙梁上的种子掀走了大半。
实验人员赶到时，沙面上只剩零星几粒，嵌在波纹状的沙纹里，像被扫帚扫过。
有人叹气。
老韩蹲下去，扒开沙层，手指触到几粒种子，已经晒得发烫。
它们还能发芽么？谁也不知道。
“先都别急着下结论，”老韩说，“等水。”
郭耀负责的扬水站已经启动。
柴油机突突地响着，水泵把塔里木河的水抽上来，通过新修的十八公里明渠，向试验区漫灌。
水流进沙地，艰难前行，越走越是迟缓。
“水到了！”渠边有人喊。
陆冬梅跑过去，蹲在渠埂上，伸手探进水里。水是凉的，带着河底淤泥的腥气。这水流过十八公里，损耗了多少，她心里有数——明渠渗漏、蒸发，能到地头的水，可能只剩六成。
“封育。”她站起来，对老韩说，“试验区全部封禁，三年不准放牧、不准砍柴、不准进人。让种子自己长。”
老韩点点头，
“让它们默默地长，”他说，“咱们还等得起。”
1991年，秋高气爽。
试验区第一次验收，是在三年封育期满之后。
陆冬梅带着调查组进去，越野车在沙地上颠簸了两个小时。
远远地，她看见前方的沙丘变了颜色，不再是单纯的黄，而是蒙上了点点灰绿。
那是梭梭和沙拐枣的群落，虽然不高，却显眼地趴在沙面上。
近前点数完毕后，助手拿着样方记录本，声音发颤：“陆老师，近端样方……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十八！”
陆冬梅没有立刻说话。
她蹲下去，抓了一把土。
土还是沙质的，可里面有了有机质，发黑，发松，捏在手里不再像从前那样散成末。
她拨开一丛梭梭，看见根系扎下去足有半米深，像无数只小手，攥紧了沙子。
但远端的样方，是另一番景象。
越野车往里开了两公里，绿色就断了。
沙面上只剩零星的枯苗，干瘪的茎秆横在沙纹里，一碰就碎。
助手蹲下去扒开沙层，种子还在，已经发黑，瘪了，根尖刚冒出来就干死了。
“离水源太远，”陆冬梅说，“水到不了的地方，播了也白播。”
记录员沉默地记下了数据。近端成活百分之十八，远端几乎全军覆没。
这组数据，后来在所里引发了一场争论。
有人质疑：三万亩试验，近端活了不到两成，远端全死，算不算成功？
如果飞播的前提是引水，那还叫飞播吗？
直接把钱投在人工造林上，每亩成本更低，成活率更高。
陆冬梅在汇报时，没有回避这些质疑。
她说：“远端全死，说明纯飞播在年降水五十毫米的地区确实走不通。但近端活了，说明只要有一点水，种子就能站住。失败的部分，告诉我们应该停在哪里；成功的部分，告诉我们可以往哪里走。”
这个结论，后来写进了研究所的技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