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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数据不漂亮，但它们都是真的。
她给郭耀写信，告诉他试验结果。
郭耀回信很短，字迹歪歪扭扭：“上游的水渠还在。春灌时我去看过。渗漏还少了些，因为渠底长了草，草根把土固住了。你播的种子活了一部分，我修的渠也活了一部分。都是一个道理。”
陆冬梅把信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她想起1986年柯柯牙的风口。
如今五年过去，飞播的种子长成了灌木，明渠的水流进了沙地。
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已经够让下一年的方案再往前走一步了。
1990年代初，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恶化，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
陆冬梅和郭耀，都报名加入了这场挽救绿色走廊的行动。
陆冬梅的研究所承担了下游荒漠植被恢复的技术论证，郭耀则负责下游灌区的水量调配和节水改造。
他们首次一起站在塔里木河大西海子水库的闸口上，是1994年的春天。
水库下游，河道已经断流了三百多公里。
两岸的胡杨林大片枯死，像一片灰色的坟场。
那些树有的死了十年，枝干还立着，树皮纵向裂开，像被雷劈过的手掌，掌心朝上，托着一层层盐碱的白霜。
风从树干的空洞里穿过，发出哨音，呜呜的，像谁在哭。
陆冬梅伸手摸了一截枯枝，指尖沾了一层白沫，涩得发苦。
她忽然想起1988年播下去的那些种子，如果水全断了，它们也会变成这样。
“下游绿色走廊要保，”郭耀说，“可上游的农场要水，中游的工业也要水。水就这么多，怎么分？”
陆冬梅望着远处枯死的胡杨，沉默了一小会。
“节水，”她说，“明渠要衬砌，减少渗漏。机井要控制，不能无限制地抽地下水。上游省下来的水，才能流到下游。”
“衬砌需要水泥，需要钱。农场负担不起。”
“国家会投入的。塔里木河综合治理，现在开始论证，最迟2000年以后肯定要启动。咱们现在做的，就是先把技术方案准备好。”
郭耀望着妻子。
她三十五岁了，眼角有了细纹，可眼神还像当年在柯柯牙的风口上那样，能看穿沙，看穿水。
“你从前只盯着树坑，”他说，“现在看的是整条河。”
陆冬梅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树不是种在沙里，是种在水里。水的问题不解决，种再多也是白种。”
郭耀点点头，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新画的草图：“这是我设计的衬砌明渠方案，用预制混凝土板，比现浇便宜，适合农场自筹一部分资金。你先看看，可行的话，我报给处里。”
陆冬梅接过图纸，指尖碰到他的手。那手还是粗糙的，纹路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可握笔的姿势稳了，画出的线条也直了。
她忽然想起1982年，他蹲在渠边用树枝画高差的样子。
十二年了，他还是那个肯重算的技术员。
1993年春，乌鲁木齐。
郭琦十岁那年，个子已经到母亲胸口了。
他从小在研究所的院子里长大，听着风沙声、柴油机声、父母讨论渠线和树种的对话声。
别的孩子玩泥巴，他玩的是沙盘模型——用沙子堆成沙丘，用小树枝模拟防护林带，用玻璃杯倒水模拟灌溉。
这年，陆冬梅第一次发现儿子的“异常”。
那天她从野外回来，看见郭琦蹲在院子里，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张等高线图。
不是儿童涂鸦，是真的等高线，闭合曲线，标注着“72.5”“73.0”。
“你书上有，我照着描的。”郭琦抬起头，“妈，你这图错了，这条沟的实际坡度比你标的陡一度，水会冲。”
陆冬梅愣住了。她蹲下去，看着那稚嫩却准确的线条，忽然觉得手里的搪瓷缸子沉得握不住。
“你几岁开始看这些书的？”
“就去年吧。反正你桌上的书，我基本都翻过了。爸的图纸我也看，他那个衬砌明渠的接缝设计，其实可以用柔性材料代替刚性混凝土，适应冻胀……”
陆冬梅没再说话。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远处柯柯牙的方向。
那片地如今已经是林带了，白杨笔直，沙枣虬曲，红柳一丛一丛。
她忽然意识到，儿子这一代，和她完全不同了。
她是在风沙线上用手挖、用肩扛、用命护着树苗长大的；而郭琦，是在书堆里、在图纸前、在沙盘上用脑子长大的。
“你想做什么？”她转过身，问儿子。
郭琦抬起头，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我想做更大的事。妈，你当年飞播用的是运-5，航速慢，载重小，一次只能播几百亩。如果用卫星定位，用无人机集群播种，用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