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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的手艺还行不行。”
车上了机场高速，往城南去。
陆冬梅从后视镜里看儿子：“你的论文，所里复印了三份，放在图书室了。”
“嗯。”
车速不快，轮胎压过路面，发出细细的沙沙声，像柏油面上始终浮着一层薄沙。
远处天山余脉灰蓝起伏，山脊线锋利得像刀背。
三个人都没再说话。
郭琦望着窗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两封信。
1998年，合肥。
郭琦十五岁，在中科大少年班读书。
那年春末，他在宿舍里同时收到父母寄来的两封信。
母亲的信纸上印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沙漠研究站的抬头。
纸角夹着很细的沙粒，手一抹就能感觉到涩。
陆冬梅的字还是那样，一笔一画很工整，内容却很短，带着野外记录特有的简洁：“沙荒地滴灌棉田试验第三年，皮棉亩产总算过了大关口。”
里面没说具体的亩产，因为策勒站的栽培试验虽然是公开课题，这些数据也不涉密，但按照所里规定，未发表的试验数据不宜在外部交流。
父亲的信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阿克苏寄来的，信纸是团场水利科常见的横格纸，背面印着“节约用水”四个红字。
郭耀的字不算好，但力透纸背：“春灌开始了，胜利水库下来的一级干渠在换防渗板，我连着半个月泡在渠里。你妈妈那边的试验田要是能接上滴灌，产量还能往上走。”
这一年的南疆，郭耀在农一师水利系统当工程师，管着阿克苏垦区的渠道、闸口和水库。
今年7月，根据中科院结构性调整的战略部署，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与新疆地理研究所联合重组，成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简称“新疆生地所”。
两所合并后新所的第一批评聘有了结果，陆冬梅从副研究员提了研究员。
目前，她被安排在策勒站做生态研究。
夫妻俩隔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相望，一个月见一次面。
其余时候，他们靠信件和团场总机转接的长途电话维系感情。
郭琦从小跟着母亲在乌鲁木齐长大，寒暑假才被父亲接到阿克苏的团部大院，看父亲穿着高筒胶靴从灌区回来，靴筒里能倒出水。
那年夏天，陆冬梅从策勒站回了一趟乌鲁木齐。
策勒的风，比乌鲁木齐更燥，更狠。
试验田在新垦沙荒地上，黑色滴灌带沿着垄沟铺开细细的水一点一点往根下送。
风大的那天，能见度不到五米，风速仪都快立不住。
她没回屋，蹲在田埂上，用身体护着仪器。风停以后，膜上堆着一座一座小沙，棉苗埋了半身，却还在膜下往上顶。
她那晚在记录本上只写了四个字：“棉苗活了。”
同一时刻，郭耀正泡在阿克苏灌区的一级干渠。
渠道是六十年代修的土渠，年头久，渗漏大，渠坡一到春灌便发软。
他带着工人在渠底换防渗板，泥和水一齐往靴筒里钻。天山来的雪水冰得很，胶靴踩在里，一拔一吸，发出闷闷的响。
中午蹲在渠边啃馒头时，他想起上个月去策勒站看陆冬梅时见过的那些黑色滴灌带，细细伏在地上，送水的时候悄无声息，不像手底下这些大渠，浩浩荡荡，一半都漏给了地。
“你们那滴灌，”他那时问过陆冬梅，“能不能用到咱们渠系上？”
陆冬梅蹲在试验田边，手上都是沙和棉叶上的灰，抬头看了他一眼：“滴灌是作物喝的，你那个渠是动脉。先得止住血，再谈怎么把水喂到毛细血管里。”
郭耀把这话，记在了工作手册扉页上。
郭琦读到这两封信时，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父母所在的地方，和自己正在读书的合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个在书页上，一个在沙和泥里。可这两个世界，又并不是断开的。
郭琦把它们一左一右压在课本边，许久没动。
直到那时，他才真正明白，父母这些年做的，其实始终是一件事。
只是一个从树和土里进，一个从渠和水里进，最后都到同一片地上。
2000年，五月中旬，凌晨。
陆冬梅站在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旁，军大衣裹得很紧，手套早已摘下，方便写记录。闸门是老铸铁件，轮轴一转，发出沉闷的呻吟像一头上了年纪的牛在暗里喘气。
她的任务，是记录开闸时间和初始流量。
当那股浑黄的河水真正从闸口推出去时，她一时间怔住了。
水不亮，也不急。它带着泥，缓慢、沉重，一层一层往前推，像一条久病初醒的老兽，先把身子挪动了一寸，再挪一寸，最后才真正朝下游走去。
断流多年的河床底下，不少地方覆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