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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节哀。”
陆冬梅紧紧咬住下嘴唇，泪水无声地淌下来。
她把母亲的手放回被子里，掖好被角，坐在床边望着，仿佛老人家只是睡熟了。
过了不到十分钟，同一间病房的另一张床上，陆国庆的监护仪也发出了直线长音。
他像是等着老伴，等她先走一步，自己再跟上去。
就连死因都一样：心肺衰竭。
天还没亮。
乌鲁木齐的冬天黑得很长，路灯在玻璃窗上投下昏黄的光斑。
郭耀得知消息时，正躺在床上试图翻身。
护工在旁边看着，不敢催。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尾的被单上，形成一块明亮的光斑。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计算尺，黄铜的，边缘磨得发亮。
“帮我穿衣服，”他说，“我要去送二老最后一程。”
“郭工，您刚做完手术，不能动……”
“动不了也要去。”
第二天中午，郭琦赶回乌鲁木齐。
他没回自己家，而是先去了老宅。
院子里的石榴树叶子已经落尽，枝条光秃秃的，在冬日的阳光里投下细细的影子。
张昕已经在了，坐在陆冬梅旁边，桌上放着一个保温桶，是她从家里炖好带来的羊肉汤。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陪着。
郭琦在石榴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蹲下来，背靠着树干，把脸埋进膝盖里。
他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抖了一下，又一下，像一棵树在风里。
张昕从屋里出来，看见他，没有说话，只是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把手搭在他的背上。
就这样，两个人蹲在石榴树下。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把枯枝吹得轻轻响。
过了很久，郭琦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站起来。
“进去吧。”他说，声音有些哑。
老一辈崇尚节俭，交代过丧礼从简。
陆冬梅只请了几家关系好的亲朋故友，在殡仪馆的小厅里，站了不到三十个人。
郭安才九岁，还不太能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
她穿着黑色的校服，头发扎成马尾，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是她查的“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的新闻页面。
“妈，”她问张昕，“太姥姥太姥爷去哪了？”
张昕想了一下，说：“去沙漠里了。”
郭安点了点头，若有所思，没有再问。
郭耀坐在轮椅上，由护工推着进来。
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已经有些紧了，扣子勉强系上。
陆冬梅站在灵堂门口迎接来宾。
她六十五岁，头发全白，背有些弯，穿着黑色的西装，右边胸口袋里插着一只白菊，左边别着一枚党徽。
“妈，”郭琦走过去，“您歇会儿。”
“不歇，”陆冬梅说，“你姥姥姥爷一辈子没歇过。我送完了，再歇。”
来宾不多，大都是老人。
有一师的老战友，有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的退休研究员，有石河子大学水利系的教授。
他们互相握手，点头致意，偶尔小声交谈。
郭琦走到灵堂中央，看着两口并排的棺木。
姥爷陆国庆的手露在外面，十分粗糙，像砂纸，和他小时候记忆中的一样。
姥姥何望舒的脸被化过妆，嘴唇涂了淡淡的红色，但眼睛闭着，再也不看他了。
他跪下，磕了六个头。
额头触地时，他闻到了殡仪馆特有的消毒水味道，混着花圈的纸浆气。
这味道让他想起小时候，姥姥带他去团部澡堂洗澡，蒸汽里也是这种消毒水的气息，姥姥用粗糙的毛巾给他搓背，搓得他龇牙咧嘴。
“姥爷，姥姥，”他说，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他们，“锁边了。我亲眼看见的。你们种的草，后面接着生物治沙，接着滴灌，接着光伏板。三代人，没断。”
他站起来，走到郭耀身边。
父亲坐在轮椅上，计算尺横放在膝盖上。
“爸，”郭琦说，“尺子给我吧。我给郭安。”
郭耀抬头看着儿子，又看着站在一旁的孙女，手指摩挲着尺子上的刻度。
“给她，”郭耀说，“但别告诉她该量什么。让她自己找。找着了，就是她的。找不着，尺子还是尺子，不会变。”
郭琦点点头，从父亲手里接过尺子，递给郭安。
“拿着，”他说，“这是太姥姥太姥爷的草方格，爷爷奶奶的坝，爸爸的光伏板，串起来的。你想量什么，就去量。”
郭安抱住尺子，没有说话。
她不懂什么是接力棒，但她感觉到了那把尺子沉甸甸的，不只是黄铜的重量。
2025年，四月，锁边后的第一个春天。
郭琦带着女儿去了策勒县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