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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的是位年近六旬的心理学教授，姓沈，曾在汶川地震后长期从事儿童心理干预工作。他原本对“声屿模式”持保留态度，认为艺术疗愈缺乏量化标准，难以复制推广。
可当他走进“黑屋子”，摸到墙上那些深深浅浅的抓痕、刻字、甚至一小片被泪水泡烂的布料时，他久久未语。
傍晚，他在教师座谈会上发问：“你们怎么判断一个孩子真的‘好了’？”
李砚想了想，答：“不再追问明天会不会更好，而是愿意承认今天很难受，并且相信有人愿意陪他一起难受到天亮。”
沈教授怔住。
接着，梅朵举起吉他??那把用烧焦木头制成的乐器??轻轻拨响一个和弦。她说：“我爸爸去世那天，我没哭。但我现在每天弹这把琴，都觉得他在听。这不是治愈，这是继续活着的方式。”
会议室鸦雀无声。
当晚，沈教授独自去了“梦的房子”，要求体验一次模拟共情程序。系统以他三十年前参与救援的一个遇难小女孩的记忆为基础，生成了一场短暂的沉浸式梦境。他出来时，鬓角尽湿，手中紧握着一枚早已丢失的铜铃铛??那是当年他挂在女孩手腕上的遗物。
“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他喃喃道，“原来我只是忘了她也曾是个会笑的孩子。”
三天后，考察报告提交中央。他在附录中写道：
>“真正的教育，不是教人忘记伤痛，而是教会他们在伤痛中依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声屿’所做的，不是治疗，是重建尊严。”
消息传开，全国十二所示范校的筹建正式提速。第一批师资培训名单公布，其中包括三位来自战乱地区的国际志愿者，两名听障青年教师，以及一位曾因精神障碍休学三年、如今已成为“安放工坊”助教的高中生。
池野开始频繁出差，奔赴各地选址、授课、协调资源。但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每所学校必须有一间完全由学生主导的“沉默空间”，不设监控，不作记录，只挂一块牌子??**这里不说‘应该’，只说‘我想’。**
某日深夜，他在昆明机场转机，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音频，标题只有两个字：《回声》。
点开后，是一段极其原始的录音：风声、脚步声、金属碰撞声，夹杂着模糊的孩童话语。背景音里，隐约能辨出一句重复的阿拉伯语：“拉玛，拉玛……”
池野猛地坐直身体。
这不是周晚母亲的歌吗？
他立刻联系陈岚，连夜调用频谱分析系统。结果令人震惊??这段录音录制于加沙地带一处地下避难所，时间是两个月前的一场空袭期间。更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一段高频振动波形，竟与周晚某次深度睡眠时产生的脑电波高度吻合。
“她在梦里‘听见’了现实中的歌声？”陈岚难以置信。
“或者，”池野低声说，“是那首歌穿越战火，找到了她。”
他们通过公益网络辗转联系到录音提供者??一名当地记者，在撤离前将设备藏进了墙体夹层。他在回复中写道：
>“那天晚上，有个小女孩躲在角落里，一直在用手语唱歌。她说她梦见了一个会弹乌德琴的中国姐姐。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们录下了她唱的那段旋律。”
池野将这段音频命名为《跨越七千公里的二重奏》，并决定将其纳入下一季巡演曲目。他给周晚看那段视频时，女孩全程静默，最后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然后抱起琴，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手指发麻。
演出前一个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合作意向，希望将“声屿计划”纳入全球青少年心理韧性建设项目。条件只有一个：公开所有神经映射数据用于学术研究。
池野拒绝了。
“这些数据不是实验材料，”他对项目负责人说，“它们是一个个孩子的秘密、噩梦、挣扎与微光。我可以分享方法论，但不能交出他们的灵魂。”
对方沉默良久，最终妥协：允许建立“去身份化情感数据库”，所有信息脱敏处理，仅用于训练AI识别非语言情绪表达模型。作为交换，基金会将资助一百名边缘青少年免费参与“声屿”课程。
签约仪式当天，扎赫拉代表学员发言。她站在台上，不再怯懦，而是挺直脊背，用手语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是数据，我是声音。我不需要被‘分析’，我只需要被‘听见’。”
台下掌声雷动。
而此时，远在阿富汗难民营的另一名男孩??十二岁的阿里，正借着太阳能收音机收听这场发布会的直播。他曾因爆炸失去双耳听力，从此封闭自我，整日蜷缩在帐篷角落。但当扎赫拉的手语透过翻译被念出时，他忽然抬起头，拿起一支炭笔，在墙上写下三个字：**我也要。**
三个月后，阿里成为第十三位跨国学员。技术人员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