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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众目睽睽之下,许多手段难以施展。他们试图在审理中狡辩、抵赖,但赵御史逻辑严密,又得到部分底层胥吏(因不满周家平日跋扈或想戴罪立功)的暗中配合,往往能抓住破绽。他们试图从上层施压,但赵御史将“新匾挂日”之事及后续审理情况,写成详细奏报,以六百里加急直送京城,并抄送南直隶巡抚、巡按衙门。在皇帝明确支持新政、且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的情况下,任何来自上层的压力,都不得不有所顾忌。
一块挑衅的匾额,反而成了新政在上元县打开局面的契机。在“见义惩恶”的金色大字注视下,一桩桩陈年积案被翻出,一件件豪强欺压、胥吏舞弊的恶行暴露在阳光下。赵御史依据新政细则,该减免的减免,该追缴的追缴,该惩处的惩处,雷厉风行,毫不姑息。虽然过程依旧艰难,阻力和反扑从未停止,但局面,确实被一点点撬动了。
“新匾挂日”,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不仅发生在上元县,在推行新政的其他试点州县,类似公开的、半公开的对抗与较量,也在以各种形式上演着。新政的锋芒,在试探、碰撞、摩擦中,逐渐显现。年轻的皇帝和他的内阁,试图用这把名为“新政”的手术刀,切除帝国肌体上的一些脓疮。而手术带来的阵痛与流血,才刚刚开始。远在京城的朱翊钧,很快收到了关于“上元县新匾”及赵御史处置方式的奏报。他仔细看罢,沉默良久,提起朱笔,在奏报末尾批了两个字:
“甚好。”
笔锋力透纸背。他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一场遍布帝国肌体的、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手术,正在拉开帷幕。而帝国那庞大躯体深处,某些沉睡或假装沉睡的毒瘤,也正因此,而缓缓睁开了冰冷、怨毒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