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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四章 给我一个支点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支起地球。”
我们当然给不了他这个巨大的支点，所以我们似乎不能靠眼见为实来证明他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只要一有机会，人人都能改天换地。重温这句话时，人们心中不禁满腔热情，自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主。
人类是会思考、有理想的动物，从不像其它动物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大多数人是有理想的。至少在他或她还在牙牙学语在父母的怀抱中的时候，或者端坐在课堂里，被动地被父母和老师问起时，然后或认真或违心地说要当科学家，要当中国的爱因斯坦，要么要成为国家领导人，领导十一亿中国人。
这样的会有多少可信性？成年人自然一笑了之，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这其中的可能性，虽然机率很小。李思明却从没这么问过自己的儿子，尽管妻子总是主观地单方面要求儿子“立志”当个大学教授，进行“洗脑”，他也一笑了之。
西方有谚语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李思明更愿意来世当回上帝，只是不知道在天国里，上帝抽的是不是“中华”牌卷烟？
1988年的夏天，对李思明这样的烟民来说，是个好日子。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为保证“中华”烟的市场供应，使消费者能真正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在上市的第二天，价格定在72元／条，市场开始平静。
而此前“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文革”期间，港商在广交会期间，身上往往要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一包“三五”牌，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牌主要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牌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
但是李思明总有办法弄一些，开头是袁侯这位在上海“有路子”的人带一些，后来他每次都能从岳父那里弄一些。只是去了美国之后，他几乎就爱上了雪茄烟，按照曾智的话说，那是品味。如今，“中华”烟上市，让他又有了机会品尝一下国烟。
“还是‘中华’好啊！”李思明站在阳台上深吸了一口烟。
许多烟民常说，抽烟能解乏，能启迪智慧，给人以思想的灵感，人们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支香烟时，在烟雾袅绕之间，让心灵得以解放，在烟头忽明忽暗中，让思想迸发出火花。李思明也常常将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当作借口，并将两代伟人的个人嗜好当作更充分的理由。在这样的一个星辰满天的夜晚，烟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让他思考一下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遥远的北方，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也有人在思考。前不久有人将此地称为“中国硅谷”，“硅谷”就是“硅谷”，为何非要加个“中国”？当然后来也有人会将此地称为“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那些中国第一批创业家们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创业、生存、发达或者倒闭。
创业的热情让他们像阿基米德一样有理想，有人埋头苦干，有人锐意进取，有人只争朝夕，有人投机取巧，当然也有人以身试法，有的人还天真地具有政治家的野心。
许多中关村“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在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他们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后来人们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平常。
当那些创业者们为辛苦挣来的第一个十万第一个一百万和第一个一千万而欢心鼓舞之时，李思明已经记不清自己花出去多少美元，只有袁大帐房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笔钱的去处和公司资金压力与日俱增。那些号称要做“中国的ibm”的创业家们恐怕听都没听说过，在深圳特区还有一个叫微星的公司，和一群年轻的工程师们正在脚踏实地地奋斗着，他们正做着那些中关村人所难以企及的事业——远比小打小闹，代理外国产品和卖着走私货甚至假冒伪劣要可贵得多。
李思明和他的工程师们从没说过要做中国的英特尔中国的德仪，要做就做中国的微星公司，世界的微星公司。李思明一直兢兢业业，他担心年轻的工程师们没有耐心，担心工程师们的士气低落，担心时间的流逝和心目中的竞争对手的脚步太快。
微星集团从来就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