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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始较多地了解到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及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当这些知识分子宏观地了解了日本的国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状况和特点，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围国家的广袤阔大进行对比后，悲哀、怨叹自己国土狭小的失落感便油然而生，一种不满意感、改变现状的要求遂不可抑制走出去，争取更大的空间，没有，就去抢夺的观念对国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尊王攘夷”的倒幕分子，“由于认识了外国的存在，特别是视为敌人的外国的存在，便从潜伏的反封建意识里面，唤起了明确的民族自觉心”[16]他们在艰难的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倍感日本生存空间的有限性对于抵御西方列强进攻时的无所转寰与缺乏腹地依托吉田松阴的侵华思想事实上就来自于他对内外形势的对比和构建日本未来时的担忧当然，在倒幕派的思想深处还有更多的想要借助领土扩张来冲击日本社会阶级、阶层的现状，改革日本政治现实体制的意识
二
1868年，日本开始了通向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在经过大约30年的奋斗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随之日本就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一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17]
整个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的侵华思想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形成了以民族优越论为实质、以大陆政策为主线，同时飘浮着“大东合邦”、“脱亚入欧”、“大日本主义”等思想观念的格局
大陆政策源于1868年明治天皇继位时发布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是以侵略朝鲜为端始的此间，明治重臣山县有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80年，山县有朋把所著《邻邦兵备略》呈进给明治天皇，在对中国作了详细了解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基本依据1890年3月，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全面提出“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的侵略理论，把所谓的“守卫主权线”和“保卫利益线”作为日本“国家**自卫”的基本方针，十分明确地把中国列入日本的利益线之内，从而使大陆政策具体化、公开化甲午战争之后，山县有朋向天皇奏献《陆军兵制改革案议》，进一步阐述了所谓的两权线思想，提出了“成为东洋之盟主”、“开辟利益线、称霸于东洋”的目标[18]
侵华的思想活动紧接着就转化成为现实的国家的政治运作1878年，日本设立了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意在向中国开战1880年，编辑出版了汇集中国各种情报的《临邦兵备略》六册，着力鼓吹为打败清帝国而扩军备战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中国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肢解其余中国国土，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大日本”[19] 1894年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这是日本前期诸种准备的一次大规模尝试，是大陆政策从思想层面走向行动层面的结论1904年的对俄战争使胜利的日本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推进大陆、侵略中国的胃口亦随之大增1907年，日本首次制定由天皇批准的《国防方针》，正式提出对外扩张攻势战略，强调日本的发展命运有
赖于中国大陆，把中国作为侵略掠夺的主要对象1908年，日本桂太郎内阁通过了《对外政策方针决议》，对华政策主要是：“扶植我国在该国的势力，以便当该国发生不测事变时，能够确保我国的优势地位；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使满洲的现状永远持续下去”[20]该决定的中心内容不仅要维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获得的种种特殊权益，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从此以后的问题，只是如何选择时机和计划步骤付诸实施了20世纪前半期日本侵华的一个又一个**，就是在这一思想和政策背景下演成的
日本侵占朝鲜进而进攻、霸领中国的经营大陆思想给其朝野以巨大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而日本知识分子的参与反过来又加固了这一侵略思想作家二叶亭四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探索所谓的对俄战略主动来到中国，1902年10月，在北京遇到了来自东京的间谍川岛浪速，在向其表达了自己的心迹后，被川岛引为同志，并自抒己见：“对俄和对支(指中国，当时日本也称中国为支那――引者注，看似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我们的理想对象是整个亚洲”[21]1889年，日本“政治小说”《浮城物语》作者、时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借文学形式坦露了日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