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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丁乙给两个妇科医生打电话，预约见面时间。
Dr.Z（Z医生）在两个医院上班，忙得很，很难逮住，电话只能打到前台。她只好让前台给她约个最早的时间，结果最早也得等到下周。
Dr.King（King医生）好一点，只在一个医院上班，又是fellow（研究员），清闲多了，约到了两天后。
她好不容易捱到了跟Dr.King见面的那天，提前半小时就跑了过去，但结果让她很失望。
关于化验报告，Dr.King的说法跟韩国人一模一样，还没韩国人说的好懂，满口名词术语，也不解释，也不画图，如果不是韩国人在前面给她扫过盲，而她自己这几天又挂在网上查相关资料，她可能都听不懂Dr.King在说什么。
她最关心的是HPV（人乳头瘤病毒）的来源，便急切地把自己想到的那些原因一条一条提出来问，但都被Dr.King否决了：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很难存活，通过物体传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急了：“但是我——只有过一个性伴侣啊！”
“只需要一个性伴侣就可以传染上。”
“即便是这一个性伴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并不多——”她也顾不得怕丑了，把自己的性史详细描绘了一番。
但Dr.King只一句话：“这个只需要一次性活动就可以染上。”
“那你的意思这只能是我丈夫传给我的了？”
Dr.King耸耸肩，不置可否。
她愤怒地说：“I’mgoingtokillhim！（我要把他杀了！）”
她以为这样说了，Dr.King一定会说“先别杀，也不一定是你丈夫传给你的”，但Dr.King什么也没说。
她绝望了，不再指望Dr.King能证实丈夫的清白。
Dr.King没跟她约下次见面时间，建议她仍然找Dr.Z诊治。她没反对，因为她对Dr.King的感觉不好，又考虑到Dr.King跟韩国人的关系，她觉得还是找Dr.Z比较好。
后面几天更难捱，每天都度日如年，写论文也没心思，找工作也没心思，唯一不敢怠慢的就是照顾女儿，虽然心急如焚，也要在女儿面前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
至于丈夫，从那天他摔电话开始，两个人就没再讲话，每天晚上都是她睡着了他才回来，早上她去送孩子，他就溜掉了。周末也不例外，她和孩子还没起床，就听到他开车库关车库的声音，然后就是一天不见人影，直到半夜三更才回家。
她知道他在躲她，她也不想跟他碰面，因为她现在还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是他搞回来的，也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不是他搞回来的，两人碰面肯定会吵起来，但又吵不出结果，不如不碰面。
他们之间的唯一交流，就是他还在吃她做的饭，而她还在用他挣的钱。
到了跟Dr.Z见面的时间，她仍然是早早地就去了，明知去早了也没什么用，但不去也是坐立不安，还不如去医院坐着等，心里反而安定一些。
终于听到护士在点她的名，她走进Dr.Z的诊室，一开始照例是量身高、体重、血压、体温之类，结果发现她比上次轻了整整八磅，连为她量体重的胖护士都为之惊讶：“哇，不到一个月，减了八磅，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苦笑着说：“没什么诀窍，就是着急。”
量完身高体重之后，又等了一会，才见到Dr.Z。
Dr.Z对她病情的分析跟那两个fellow（研究员）一模一样，而她这几天成天在网上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中文的英文的相关文章囫囵吞枣读了不少，自我感觉已经速成了一个宫颈癌学位，几乎到了Dr.Z还在说上文，她就已经知道下文的地步，而且是双语的。
她问：“我还请圣玛丽医院的Dr.King给我做了检查，但她那边的化验结果是CIN-II，你这边是CIN-III，为什么会不一样？”
Dr.Z好像没因为她找别的医生而生气，很耐心地解释说：“是这样的，现在的病理化验报告采取的是新的划分法，以前的CIN二级、CIN三级和宫颈原位癌都划在HSIL（High-gradesquamousintraepitheliallesion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里。有的医生觉得这种划分法很笼统，或者出于习惯，写病历的时候会用dysplasia（非典型增生）或CIN（宫颈上皮内瘤变）这样的术语。”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CIN三级就是‘宫颈原位癌’了，那么我到底是二级还是三级呢？”
“这个区别没多大意义，都属于HSIL，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她从网上看到的解说跟Dr.Z一样，她只是用这个方法考察一下D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