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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朱荣与颢相持于河上。庆之守北中城,颢自据南岸;庆之三日十一战,杀伤甚众。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与荣通谋,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应接不逮,颢悉屠之,荣怅然失望。又以安丰王延明缘河固守,而北军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曰:……若未有所成,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民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荣曰:“杨黄门已陈此策,当相与议之。”刘灵助言于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将军正平杨剽与其族居马渚,自言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戊辰,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缚材为筏,自马渚西硖石夜渡,袭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安丰王延明之众闻之,大溃。颢失据,帅麾下数百骑南走,陈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阵东还,颢所得诸城,一时复降于魏。尔朱荣自追陈庆之,会嵩高水涨,庆之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通鉴》这段话主要以《梁书》为蓝本,又硬插了《魏书》中的一些材料,拖泥带水,很不自然。关于陈庆之的部分,则全取自《梁书》。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相信《梁书》关于陈庆之在洛阳保卫战中的记述呢?答案是:不。
司马光是个讲究“正统”的传统儒家学者,《通鉴》南北朝纪年不见北魏、北齐、北周,只有宋、齐、梁、陈,很明显,司马光是以南朝为“正统”。他的助手刘恕对此也曾有异议,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但看来这抗议最后也没有用。
既然司马光以南朝为正统,对“所向披靡”的萧梁大将陈庆之,当然要大书特书。我们可以看到,在《通鉴.梁记》里,陈庆之的出镜率相当高,而且基本全盘照搬《梁书》。
那么,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判断《梁书》与《魏书》就洛阳保卫战的记述谁更接近事实了。
我个人的倾向,是更相信《魏书》,虽然它也不算十足信史。但两部非信史,当弃更不“信”的那一部。而《梁书》中关于洛阳保卫战的记述,实在是破绽百出。
首先,“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这头一句就有问题。芮芮,即柔然,向是北魏的心腹大患,不曾帮北魏打南朝。当然,北魏军队里也可能有柔然人,因为北魏曾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但这与《梁书》中的芮芮派兵与北魏联合攻打洛阳,却是两码事。司马光也晓得这点,所以编《通鉴》时偷偷把它拿掉了。
其次,“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与后面的“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一句,颇有矛盾。陈庆之北渡黄河随后东撤,若要遇到黄河南岸嵩高县的颍水泛洪,只可能是东撤前回渡了黄河。但回渡之时,怎么可能避免与尔朱荣已布于黄河两岸的30万大军作战?在《魏书》和《梁书》中,均没有陈庆之回渡黄河时的作战记录。那么,陈庆之及其部曲乱云飞渡仍从容?
最后,“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这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逗起闹”。尔朱荣此战首要目的是夺洛阳,灭元颢,现在洛阳攻下,元颢跑路了,就算要追,也会追元颢而不是陈庆之。相比之下,《魏书》的记述是大致可信的。唯有在渡江具体操作技术的环节里,《魏书》的说法没有《梁书》可靠。毕竟,只靠几艘小船加个向导,就能带“特种部队”渡江,大败对方5000马步,也有点离谱。司马光在这个环节上,综合了《梁书》与《魏书》的记载,干得不坏。
所谓“功高震主”,何况元颢还算不上是陈庆之的“主”,不过是萧梁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陈庆之则仿佛于元颢卧榻之旁鼾声如雷的钦差大臣,令其不爽多于倚重。
《梁书.陈庆之传》中对元颢这个人评价很低,揭发其人“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而《魏书.元颢传》也差不多,说他“日夜纵酒,不恤军国”。元颢既然是个怂货,自然会对陈庆之有所猜忌。部将元延明曾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元颢于是更加疑惧,生怕陈庆之找梁武要兵,上表说:“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于是梁武也就没再给元颢派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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