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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 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一方面,“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机,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编造一套消灾祈福、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换言之,所谓“民间秘密宗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越高层级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财源;越低层级的教徒,所获财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方能扩展财源。这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自民国之“一贯道”,至今日之“全能神”——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乐意加入“一贯道”,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该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愚者求福,黠者敛财”,是近乎所有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征。洞悉此节,以作针对,对识别、削弱邪教组织滚雪球传销式的发展,应有裨益。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和没文化的普通群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也为数不少。进一步调查得知,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就是日寇时期当过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民警看见,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气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舍身办道”即可。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经过这场斗争,北京的一贯道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被彻底摧毁。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和没文化的普通群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也为数不少。进一步调查得知,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就是日寇时期当过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民警看见,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气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舍身办道”即可。当时北京城郊区充斥着一千多个一贯道中层等级以上的道坛,道徒和道亲在自家自行设的小型道坛则难以计数,道徒达到了20余万人,是北平地区最大的封建会道门组织。于是,民警们开始研究起一贯道来。一贯道最早是从明朝的“罗祖教”衍生而来的。“罗祖教”是一个从佛教的旁门左道滋生出来的异教。明朝时,山东即墨县猪毛城有个叫罗孟鸿的人,28岁出家到北京密云雾灵山当和尚,41岁那年,罗孟鸿另立“罗祖教”,诡称自己的初祖是佛教的禅宗,他抄袭佛经和神话传记,编撰成“龙经”《五部六册》,作为传教的主要经典。“罗祖教”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爷道”、“归根道”、“三花道”、“西华堂”、“东震堂”等。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