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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山东青州人刘清虚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流传下来。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篡夺了一贯道的掌道权，把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建坛。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一贯道点传师栗春旭被张光壁派到北平“开荒”办道。栗春旭很会争取上层人士，在取得曾任国会议员的山东同乡周景成的信任后，在周的家里修建了一个佛堂。这是一贯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坛口，当时加入者多是军阀和失意政客，有曾任袁世凯政府财政部长的周子齐、军阀唐天喜等。仅六年的时间，我们一贯道遍及鲁、冀、杭、沪等地，道徒达到了数十万众。1936年，一贯道成了气候，张光壁自命一贯道“师尊”，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被尊为“师母”。 日寇侵华期间，日军认为一贯道宣扬的“万教归一”，“吾道一以贯之”等符合日本统治者所谓儒佛神道的精神统治需求，于是将一贯道作为麻痹民众，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加以扶植和利用。为了寻求支持，张光壁也迎合日寇，一时间，大小汉奸纷纷入道。张光壁借此散布“有大劫降临，人道才能免灾劫”，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受其欺骗，也纷纷人道求安。一贯道越闹越大，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张光壁被召去南京软禁起来，以控制一贯道的无限发展。得知张光壁被囚，北京的栗春旭宣称“师尊给处死了”，想取代师尊的位置。而在天津传道的张五福忠于师尊，到处活动，愿以财产甚至性命保释师尊。见风使舵的张光壁此时归顺了国民政府，把栗春旭赶出道门，派张五福接替了北平的道务。北平一贯道道长张五福与驻平的日本宪兵队长相勾结，取得了“宪兵队顾问”的头衔，借此大肆吸收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抓住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机会，使北平的一贯道组织迅速膨胀起来。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北平的一贯道中层以上道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多达20余万人。至此，一贯道已经沦为一个具有反革命政治色彩的组织了。日本投降后，张五福又暗中投靠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知道一贯道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表面上明令取缔，暗中却命特务机关加紧控制一贯道。军统局北平站曾召集一贯道坛主以上的人员集训，要其对抗“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张五福乘势由过去的拥护“大东亚共荣圈”改为标榜拥护“戡乱救国”，对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表示：一贯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为了取悦国民党驻北平要员的欢心，张五福多次宴请马汉三、北平最高法院院长居正、国民党防空司令胡伯翰夫妇等人，给马汉三家送去名人字画等昂贵礼物。马汉三升调北平市市政局任职后，张五福又送去数百万元现款贺喜。依仗这些势力，一贯道在政权更迭、人荒马乱的年代仍能一如既往地办道。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张光壁携家离平逃往四川成都后病毙，其子张英誉与孙素珍相互争夺道权，一贯道从此分为“师兄派”和“师母派”两大阵营。北平道长张五福追随“师母”孙素珍，他要求北平的道徒效忠师母。孙素珍不甘心北平的道务落入不迷信的共产党的手上，于是制订了“撤销佛像，化整为零”的隐蔽策略，并于1948年从四川派了一名姓白的点传师潜入北平，协助张五福以开办“忏悔班”的名义，召集大小道首传达“师母”旨意，转移佛堂，藏匿财产，抵抗共产党。一贯道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动政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