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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伯父刘从谏之死尽快完成昭义军节度使一职的内部传承。他也料定唐武宗会像中晚唐其他文弱的皇帝一样，只是派宦官过来走走流程、意思意思，就承认了既定事实。可他却没想到，唐武宗这回做了两手准备。
解朝政还在路上，唐武宗又派了一路特使直赴潞州。到了地方，特使当着军中将士的面，宣读唐武宗圣旨，要求刘氏众人随刘稹入京觐见。刘稹尴尬极了，他不敢“受敕命”，又不知如何圆谎，便只能将特使晾在营外。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对于刘稹而言，拥兵自立反倒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问题又抛回给了唐武宗。说实话，要不要围剿刘稹，他也没有主意。此时，他手中仅有一支稍微听话点的神策军。一旦与昭义军开战受挫，不仅会让他丧失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威信，更有可能引发其他自立的藩镇对长安群起而攻之，酿成第二次“安史之乱”亦未可知。
不巧的是，昭义军叛变前夕，唐朝边境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残部内迁。
在安史之乱中，回鹘曾多次派兵协助唐朝平叛。尽管此后因为唐朝式微，回鹘曾多次借机欺负唐朝，但总体来说，对于大唐帝国的重建，回鹘算是出力颇多的族群。回鹘内迁，按道理唐武宗应该表示欢迎，可此番内迁的回鹘部落实在太多，单是主力部队就囊括了回鹘的27个部落，其中将近一半的回鹘部众都是过去回鹘汗国乌介可汗的亲属部队。他们的诉求也十分明确，希望唐武宗借兵给回鹘复国。而这显然超出了唐朝军队维持边境防务的能力，故唐武宗接到边疆的奏报后，只是派员前往边塞，招抚赈济回鹘南下各部，并规劝他们听从乌介可汗的领导。仅此而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
眼见得不到唐朝政府的正面协助，乌介可汗勃然大怒，率兵谋反。还好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围剿，回鹘残部才未在唐朝边塞掀起更大的风波。
内外都不安稳，要不要出兵围剿刘稹，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面对唐武宗的问策，“李党”大臣虽然多数与李德裕进退一致，但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国家问题时，却都做起了缩头乌龟，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鄙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
好在李德裕坚挺住了，他向唐武宗进言道：“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唐武宗追问李德裕，有何具体应对方案？
李德裕说，刘从谏、刘稹这套秘不发丧的操作，都是学魏博、成德、卢龙三镇独立时的把戏。眼下，只要不令刘稹与这三镇结为同盟，昭义军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接着，李德裕又给唐武宗支招，让他下圣旨公开承认三镇节度使世袭，再告诉三镇节度使，朝廷准备出兵攻打昭义，但并不打算攻打太行山以东的邢州（今河北邢台）、洺州（今河北永年）、磁州（今河北邯郸）三地，所以想请他们帮忙出兵，只要打下来，就归他们军镇所有。这样，将三地作为诱饵，他们的积极性可不比神策军还高？
尽管李德裕的方法引起后世儒士的非议，但对于当时的唐朝而言，这个方法绝对是奏效的。圣旨既下，魏博、成德两路大军就兴高采烈地开赴邢、洺，将刘稹死死地压在昭义镇中。
另一方面，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三镇原先就因割据而与朝廷互不对付，经过此次“合作”，反倒消除了积怨，此后，河朔三镇节度使更愿意以“听调不听宣”的形式，与朝廷维持着相对和谐的从属局面。
随着帝位逐渐稳固下来，唐武宗总算可以憧憬一下“中兴”的画面了，但长安城内却突然流传起一则奇怪的谶言，内容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
黑衣者，即僧人也。“十八子”，则又与李唐国姓相合。至于“昌运方尽”，既可以看作是唐朝昌盛之国运将尽，也可以解读为唐武宗会昌时代即将终结。无论何种情况，这则谶言都预示着唐武宗的帝运将尽，佛门将有“圣天子”横空出世。
唐武宗对此惶恐不安，唐朝的寺僧们就跟着遭殃了。
会昌五年（845）四月，唐武宗下令拆毁全国寺庙。随后，他又规定帝都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治州只能各州留1寺，而刺史所在州则一寺不留。全国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则交本州销铸为农具。由于这次“灭佛”事件对唐朝乃至中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后世将其称作“会昌法难”或“唐武宗灭佛”。
事实上，灭佛之事并非唐武宗冲动之下作出的决定。
在“会昌法难”开始前，他就已经“偏信道教，憎嫉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