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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巴根的儿子叫阿古拉。阿古拉在蒙语里是“山”的意思。乌兰巴根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因为雁门关外有山。不是草原上的那种山——草原上没有山，只有坡。雁门关外的山，是石头山，陡峭，坚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陈爷爷的脊背。他希望儿子像那座山。
阿古拉三岁那年，第一次跟着父亲来雁门关。他对柿子树的记忆，不是红彤彤的果子，是一只鸟。那鸟站在枝头，歪着头看他，叫了一声，扑棱着翅膀飞走了。阿古拉问父亲：“那是什么鸟？”乌兰巴根说：“不知道。明年来了，再问它。”阿古拉记住了。第二年秋天，他又来了。那鸟还在，还是歪着头看他，还是叫了一声，扑棱着翅膀飞走了。阿古拉问父亲：“它叫什么名字？”乌兰巴根说：“没名字。你想给它起一个吗？”阿古拉想了想，说：“叫它‘小红’。它站在红果果旁边。”乌兰巴根笑了，把儿子举过头顶，让他伸手去够那个最红的柿子。阿古拉够不着，急得直蹬腿。乌兰巴根说：“明年你就长高了。”阿古拉信了。
阿古拉五岁那年，个子长高了一截，够到柿子了。他摘了一个最红的，咬了一口——涩，吐了出来。乌兰巴根说：“再嚼。”阿古拉皱着眉，又嚼了几下。涩味慢慢褪去，一丝甜从舌根底下渗出来。他咽下去，眼睛亮了。乌兰巴根问：“好吃吗？”阿古拉拼命点头。
从那以后，柿子成了阿古拉每年秋天最惦记的东西。比荞麦面还惦记，比奶酪还惦记，比那匹小马还惦记。他在草原上的时候，会掰着手指头数日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吃到那个涩完是甜的果子。乌兰巴根看着儿子掰手指头的样子，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他也掰过手指头，也数过日子。爷爷问他：“你在数什么？”他说：“数到柿子红。”爷爷笑了，笑得满脸褶子。
阿古拉七岁那年，陈远山去世了。乌兰巴根带着儿子去送葬，阿古拉站在墓前，看着那块新立的石碑，不明白为什么陈爷爷要躺在地下。他问父亲：“陈爷爷冷吗？”乌兰巴根说：“不冷。有太阳晒着，有风陪着，有荞麦花盖着。”阿古拉把自己口袋里那颗舍不得吃的柿子拿出来，放在墓前。“陈爷爷，你吃。涩完是甜的。”风吹过来，柿子树的叶子沙沙响。
乌兰巴根后来每年秋天都来，带着阿古拉，带着阿古拉的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人，骑着马，赶着车，从草原深处到雁门关，走好几天。到了以后，住几天，摘柿子，收荞麦，吃面。走的时候，陈远山的儿子陈思远——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给他们装一袋荞麦种子，一兜柿子，一封信。信是陈思远写的，内容每年都不一样，但结尾永远是一句话：“明年见。”
阿古拉十八岁那年，乌兰巴根老了，骑不动马了。他把马缰交给儿子，说：“今年，你一个人去。”阿古拉愣了一下：“我一个人？”乌兰巴根说：“对。你一个人。路你认得，人你认得，柿子你认得。你去。”阿古拉骑上马，走了一个人。走出很远，回头看见父亲还站在帐篷门口，朝他挥手。他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他没有哭。他转回头，挺直腰板，马鞭一扬，马蹄声碎，尘土飞扬。
到了雁门关，陈思远在门口等他。看见只有他一个人，问：“你爹呢？”阿古拉说：“爹老了，骑不动了。我替他来。”陈思远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你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个人来过。那年你爷爷让他来的，他骑马走了七天，在城门口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狼’字。”
阿古拉不知道这件事。父亲没有跟他说过。他问：“后来呢？”陈思远说：“后来，他遇见了我爹。我爹把他带回家，给他煮了一碗荞麦面。他吃得满脸是泪。”阿古拉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不是哭，是风沙。
那一年，阿古拉在雁门关住了半个月。他跟陈思远学了很多——学汉话，学写汉字，学种荞麦，学做柿饼。他学得慢，但学得认真。一个字写十遍不会，就写一百遍；一棵荞麦种歪了，拔了重种。陈思远看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爷爷也是这样教他的——不急，慢慢来。笨一点没关系，笨了记得牢。
阿古拉走的那天，陈思远送他一袋荞麦种子，一兜柿饼，一封信。柿饼是陈思远的妻子做的，用今年的柿子，晒干了，压成饼，撒上一层糖霜。阿古拉咬了一口，甜的，不涩。他有点失望，问：“为什么没有涩味？”陈思远笑了：“柿饼是甜的。涩味在鲜柿子里，你要吃鲜柿子，明年自己来摘。”阿古拉点了点头，把柿饼揣进怀里，翻身上马。
“陈叔叔，明年我还来。”
“好。柿子给你留着。”
阿古拉走了。马蹄扬起尘土，遮住了他的背影。陈思远站在门口，看着那道渐渐远去的烟尘，忽然想起陈远山说过的话——“有些人走了，但好像又没走。”是的，没走。一代一代，来来去去。老的走了，年轻的来了。年轻的变老了，更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