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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接触得多一些，更了解一些，你和他只是匆匆见上一面，时间那么仓促，交流不会特别充分，其中必有误解。
朱：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谁都敢抡，对不对，自己要做眼睛容不得沙子的人，自己想说就说了，包括后来说PASS北岛。
苏：你那个时期写过不少评论文章，也写过几篇我的诗论，在《深圳青年报》，以及你所在的《牡丹江日报》都发过。在你的这些理论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三代诗论》，这是一篇比较早的关于第三代诗人的理论文章。
朱：关于第三代诗人，我写过两篇文章，第一篇应该是1985年的《第三代诗论》，在《深圳青年报》发的，后来在《诗歌报》上发的，是1986年写的，,叫《第三代概观》，后来一些海外华人报刊也相继转发，实际上是两篇文章。第三代诗是四川那帮人提出来的，应该是万夏他们的现代诗交流资料还是整体主义，反正是民间诗刊提出了这个第三代诗。我当时是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我认为他们提这个界限分界是有问题的，他们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划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界定是有问题的。如果要划分三代诗歌，第一代现代诗应该是五四前后那一代诗人，如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等人，当然包括胡适这一批人，他们才是真正现代诗萌芽的这批人；第二代我认为是朦胧诗；然后才是第三代诗。八十年代的中国是诗人数量最多的时期，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诗人群体，我想把全国的这个格局尽我的可能和了解把它梳理和呈现出来，所以写了这么一个《第三代诗概观》，当时在诗坛还是蛮有影响的。
苏：第三代诗的整个过程需要理论的支持，你的文章恰恰切合了当时的需要，应该说是恰逢其实，对第三代诗人迅速发展壮大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呢，凌波，我个人觉得大展的准备还是有些仓促的，人员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的任意性，是吧，实际上遗漏了不少优秀的诗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展对后来甚至一直到天，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想进一步了解的是，大展之后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必须回到日常生活的状态。
朱：大展确实让我们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大展过后，我们也在反思，包括老徐他发起这个大展，后来他和孟浪、***，吕贵品编了一本书叫《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实际上就是大展诗歌的结集嘛，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补充。沉积以后我开始想自己的写作之路到底怎么走，所以大展之后一直到1989年的这段时间，确实还真的沉下心来写了一些现代诗。如果从个人创作来说，这段时间对我是很重要的，真正扎扎实实沉下来，而不是作为一个诗歌活动家活跃于社会性的活动和群体性的活动。应该说，我找到了表达自身生命的痛苦虚无的真正的现代语言。
写作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内心
苏：也就是说大展之后你的诗歌写作完全回到你自己的内心，我觉得你的《空位》是一个标志，或者说是你个人写作的一个高度或标本，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朱：1986年以后，我的两组诗是这段时间比较代表性的，一组是1988年的《冬天的火焰》，发在《北方文学》上，还有一组是写于1989年的《最后一个年代》，这两组诗是我个人属于现代诗的比较重要的作品。
苏：说实话，我对你当年频繁的活动和近乎于串联性的诗歌交往是保持警惕的，它除了对壮大名声有好处，不会对诗歌写作有益处。你还记得吗，你每次途径北京住在我的宿舍总是很晚回来，为中国诗歌的繁荣可谓是殚精竭虑了。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安的，而且是主动的疏离、疏远，坚持安静写作的状态，实际上我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你简直就是处于疯癫状态，北京还有你没见过的诗人吗？除了北京、深圳，你好像到处参加诗歌活动，包括上海你也去过，见了舒婷，舒婷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不要玩熟手中的鸟》。我的印象里到处都有你在，你是完全作为一个诗歌活动家，问个其他的问题，那时有没有官方找过你，比如希望你加入协会啊。
朱：其实真正去的现场并不是很多。当时我在银行工作有出差的便利条件，有时候老爹出差我也跟着蹭，主要就是深圳、北京、上海这么几个地方吧，别的地方基本没有去过。在上海见到舒婷，还有北岛、宋琳，马原等人，但跟全国现代诗人的书信往来是频繁的。那时在南方有几大诗歌阵营，一个是四川，一个是上海，孟浪他们这几个人属于在野派，不像复旦大学、华东师大那帮诗人已经被主流接受，经常发表作品，而孟浪、默默这帮人远离主流诗坛，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江湖化。实际上我也是这种状态，跟孟浪这帮人，四川这帮人，包括郭力家这帮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共鸣，或者是臭味相投。大家都在社会底层，远离主流社会，甚至都不在国营单位，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