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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诗人最多，随便在一个胡同口喊一声，就会闪现一串诗人；或一个花盆从楼上掉下，都会砸到一个诗人。
杨黎：如被我在《第三代诗歌概论》中推举为先锋诗歌流派“非非主义”第一诗人的杨黎，以《冷风景》和《怪客》彪炳诗界。其实杨黎在1989年春，我还在小城花河做记者时就专程来看过我，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这哥们跟武侠小说大师古龙颇为神似。关于这次相会杨黎曾在他主笔的第三代人的写作与生活的《灿烂》一书有简单回顾。所以我们已经算老朋友了。因为杨黎后来也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经常见面喝酒聊天。后来他又发起了橡皮诗社和废话运动，是第三代诗人中几乎唯一一位仍然与90后、00后打成一片，一直引领潮流和话题的老不死的老顽童！
那次还去拜访了非非理论家蓝马和他的太太诗人刘涛。同时去杨黎家还见到了他当时的太太第三代优秀女诗人小安护士。但未能如愿拜会莽汉诗人李亚伟和万夏等人，他俩当时都因为“敏感事件”身陷囹圄……后来我发现第三代诗人中在那个特殊年代经过牢狱之灾的诗友，还有张小波等，反而后来钱赚得更多。可能是对人性和现实的阴暗面和功利性看得更透更深，更能破釜沉舟和举重若轻吧。或许正应了周恩来年轻时曾经说过的类似一句话：成大事的男人必须都坐一次牢。
之后见到亚伟和万夏时，他们都已经投身二渠道出版业。1995年亚伟来大连叁加书展，由同行的杨黎引见，一副很牛逼的样子。
万夏：而之后的万夏己做的风生水起，据传靠《黑镜头》等书身家千万。2001年他投资让杨黎做《灿烂》，采访我之后，带我去办公室见了万夏，当时我曾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了一句话：“要是在咱哥俩都未进入商界前见面就更好了”，我俩相视一笑。他仍然长发飘飘令我颇感亲切，虽然我己于十年前初入商海第一天就挥刀剪去了一头长发，但那始终是我的隐痛和心结。记得在“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25周年纪念时发给《中国诗歌流派网》的贺电中我曾写过类似的一句话：愿以现在的一切一切去换取八十年代那一头自由的长发！（补记：2023年退休遁居蓝城后，经妻女同意俺终于又留起了八十年代的长发，虽己斑白！）
不久他特请我到他的别墅家宴，喝了洋酒，他说他现在只习惯喝洋酒。饭后又开车领我去蓝色港湾濒湖的一家钢管舞酒吧（但却没有舞女跳舞）小坐，在返程的途中他不经意地问我现在干什么职业，我说做房地产培训。他则故作低调地自语：我现在就是为了生存干点事。
最后一次见万夏是他请徐敬亚在北京丽都饭店的酒吧喝酒，现场还有当时任凤凰卫视副台长的刘春。之后就疏于联系了，圈内朋友传他己移居美国。我注意到他的微信也于2020年停更。最近一次看到他的消息是2023年北京诗友马高明去世的筹款祭奠群里……
我与万夏最早通信应该是于1993年左右，当时他“脱笼”后和前妻潇潇编了一本烫金色（上下卷）在中国现代诗坛占据重要地位并颇具影响力的的《后朦胧诗选》，堪比之前《朦胧诗选》、《新诗潮诗选》和《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但聚焦第三代诗人。当时我和孟浪正在大连一起搞一行广告公司，他给我寄了200本代卖，虽然买不去少部分但我还是把全款结了，把余书捐赠给了东北财经大学书店。
李亚伟：我与亚伟之后在北京还见过几次面，但都是他们二渠道兄弟的酒桌上，最后一次是在张小波在二毛的798“天下盐”设宴欢迎孟浪，我到迟了坐在亚伟的身边，他劝我喝酒，我推托说最近胃不舒服，他用一贯的莽汉口气、有点不屑不满地说：操，胃不舒服就不喝了？！我注意到那天他剃了光头，脸庞瘦削。记得之前他也是一头黑发。事后好象听杨黎说他得了什么重症。从此以后我看他就一直以这款光头示人了。
最后一次见亚伟是应该2010年的成都，我去出差，仲敏传了一个酒局，记得有吉木朗格、何小竹等，他也到场了。最近一次联系是2015年左右，他想在成都郊区买房，默默让他找我动用业内关系帮助找开发商……
尚仲敏：此次成都之行最后见的是当年大学生诗派的发起人和领袖，与我同时号称第三代双枪将（诗歌和评论）的尚仲敏。那时他还在电力学校做教师，杂乱宿舍中的他一副散淡而落魄的书生模样。
仲敏，号称中国口语诗大手，80年代就写过惊艳一时的《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邓.小.平》。经商多年，一直再写，而且越来越炉火纯青，点石成金。
2008年第二次见仲敏，他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从事通讯设备相关的业务，剃着泛青的寸头己经有些发福。到他的办公室，他正在与一帮美女打麻将，然后请我吃了著名的成都火锅，饭后还去唱了卡拉ok。因为当时在商界唱卡拉ok是必备的接待环节。（节自本书《休闲之都，诗歌之城、商业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