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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人情要还。你们记者笔下有千钧力，可也得有人愿意相信真相才行。”
林涛沉默片刻，终是收下了。他低头摩挲着表盖，轻声道：“其实那天我去公安朋友那儿调流水，冒了不小风险。但他们问我为什么帮这个忙，我就说了你爸的事。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现在这样的老实人不多了，咱们得护着点儿。’”
我鼻子一酸，扭头望向窗外。阳光正好，照在楼下那棵老槐树上，枝头缀满了嫩绿的新芽。
一周后，厂里开始推行新的财务监管制度，由工会牵头成立监督小组。二叔被任命为组长，第一个提议就是让我加入。消息传开时，有人反对：“陈海还是临时工，资历不够。”二叔当场拍了桌子：“资历？我哥躺了半个月，差点没命，谁关心过他的资历？现在厂里要重建信任，就得用这样敢拼敢查的人！”
会议结束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递来一份转正申请表。“填了吧。”他说，“你爸当年为了避嫌，死活不肯让你进厂，说是怕人说闲话。现在不一样了，组织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接过表格，手指微微发抖。这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份承诺，一种传承。
当晚，我请二叔和林涛在家吃饭。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白酒。我爸坚持要下桌陪我们喝两杯。三个人举杯相碰，酒液在杯中晃动，映着灯光，像流动的金子。
“敬老一辈工人。”林涛说。
“敬真相。”二叔道。
我举起杯，声音不高，却一字一句：“敬我爸。”
那一夜，我们都喝多了。林涛趴在桌上睡着了，嘴里还嘟囔着“笔迹鉴定报告还得再核对”；二叔红着眼眶，说起当年和我爸一起扛棉包的日子，说到动情处竟哭了；我爸则一直笑着，一遍遍念叨：“好啊……真好啊……咱们厂还有希望。”
我坐在阳台上吹风醒酒，抬头望天。夜空清澈，繁星点点。远处厂区的烟囱不再冒黑烟，而是静静伫立，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楼下小院里，那株被我妈种下的海棠树，今年竟开了花??粉白的花瓣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香气淡淡地飘上来，钻进鼻尖，沁入肺腑。
我知道，1981年的春天真的来了。
日子慢慢回归平静。我爸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在院子里打一套太极。我按时上下班，参与审计旧账，协助建立电子台账系统。有时候下班晚了，他会站在门口等我，手里拎着保温饭盒，里面是他熬的小米粥。“年轻人加班多，别饿着胃。”他总是这么说。
五月的一个午后，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去年第四季度的成本报表，忽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哗。出门一看，原来是李薇被释放了。她穿着一身素色衣服，瘦了一大圈，低着头快步往外走。不少人围在门口指指点点，有人说“活该”，也有人叹气摇头。
我站在人群边缘，看着她走过。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她忽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我，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出两个字：“对不起。”
我没有回应，也没有愤怒。那一刻，我心里竟涌起一丝怜悯。她不过是个被父亲利用的女儿，年轻气盛，心存怨恨，结果被人当枪使，赔上了整个人生。我点点头，算是接受了她的道歉，然后转身离去。
当天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爸。他正在剥毛豆，闻言手顿了顿，叹了口气：“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她要是早点明白这个道理，也不会走到今天。”
六月，市里召开“清廉企业建设表彰大会”，我爸作为受害者代表受邀发言。他穿上了那件压箱底的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褪色的党徽。站在台上，他没念稿子，只是平实地说了几句话：“我是个普通工人，一辈子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但我始终记得入党时宣的誓??为人民服务。哪怕被人冤枉，我也信一句话：苍天有眼，公道自在人心。”
台下掌声雷动。我坐在角落，眼眶发热。
会后，一位市纪委的领导私下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调去监察部门。“你有敏锐的洞察力，也有调查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你有一颗正直的心。”他说。
我谢绝了。我说：“我想留在厂里。我爸快退休了，我想接他的班，不只是岗位，更是那份责任。”
七月流火，暑气蒸腾。我和爸一起报名参加了市总工会组织的“三代同堂劳动家庭摄影展”。照片拍得简单朴素：我们在车间门口并肩站着，他穿着工装，我穿着制服，背景是高耸的厂房和飘扬的红旗。照片下方写着一行字：
**陈家三代工人：1956－2021**
展览开幕那天，很多人驻足观看。有个小学生指着照片问我：“叔叔，你们家为什么非要当工人呢？”
我蹲下来，笑着回答：“因为有人要织布做衣，有人要修路建房，有人要守住良心。我们不做，谁来做？”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开了。
我站起身，望向远方。阳光洒满厂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那是这座城市的心跳。而在每一寸钢铁与水泥之间，在每一页泛黄的账本背后，在每一个平凡日夜的坚守之中，都有无数像我爸这样的人，用一生诠释着什么叫“堂堂正正”。
那年花开1981，花开的不只是季节，更是人心深处那一抹不肯熄灭的光。
多年以后，当我带着自己的儿子走进这座老厂，指着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告诉他：“这是爷爷，也是我的英雄。”我相信，那朵开在砖缝里的小花，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根深叶茂，荫蔽后人。
而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