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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里没有光，他看不见她的脸，但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温热地扑在他下巴上。
“郭琦，”她说，“我妈说，维吾尔族姑娘嫁人，要看男人会不会修房子。你会修房子吗？”
“我会修渠道，”他说，“渠道修好了，房子就不会被水冲了。这算不算？”
张昕笑了，笑声在楼道里轻轻回荡。
2013年十月，郭琦三十岁，张昕二十七岁。
婚礼是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不大，只摆了八桌。
来的人也不算多，却很杂：研究所的、设计院的、工地上的、学校里的，还有双方家里的老人。
郭耀从阿尔塔什赶回来，穿一身新做的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朵红花，站在人群里仍像刚从工地上下来，拘谨得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
陆冬梅坐在主桌，旁边是热依汗。
郭琦的姥爷姥姥都已经八十多了，拄着拐，坐在主桌上首。
热依汗起初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
直到她抬头，等她看清主桌上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神情忽然变了。
老太太坐得很直，喝茶时端着碗沿，中指轻轻托着碗底。
放下筷子，热依汗站起来，快走到何望舒面前，用汉语轻轻叫了一声：“老师。”
满桌人都静了一下，何望舒抬起头，怔了怔。
“老师，”热依汗的普通话说得慢，但字正腔圆，“您还认识我吗？我是热依汗。”
何望舒睁大眼睛，努力地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放下茶碗，慢慢站起来。
她伸出手，摸了摸热依汗的脸，从眉骨一路摸到颧骨。
“你坐在第一排，靠窗。”何望舒的声音有些哑，“冬天手上生冻疮，我拿纱布给你包过。”
热依汗眼里的泪，簌簌往下落。
她用维吾尔语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得只有何望舒能听见。
何望舒没有追问那句话的意思，她只是握住热依汗的手，握了很久。
陆冬梅站起来，想把母亲扶回座位，何望舒摆了摆手。
她拉着热依汗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两个老太太并肩坐着，一个是江南的女儿，一个是喀什的女儿，一个八十多，一个快六十。
何望舒把热依汗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亲手给她倒了一杯茶。
“坐。”她说，“今天是喜事。”
热依汗双手接过杯子，眼泪还挂在眼角，嘴角却已经有了笑。
张昕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她从来没见过母亲哭。
“姥姥，”郭琦轻声问，“怎么回事？”
何望舒笑了笑：“你媳妇的妈妈，是我在麦盖提识字班的学生。我一辈子教了数不清的学生，可现在也不是天天都能再碰上一个的。”
热依汗擦了眼泪，转头对张昕说：“这位何老师，是妈妈小时候的恩人。”
陆国庆放下手里修好的收音机，抬起头看了看热依汗，又看了看何望舒，没说话，只是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小了。
张教授后来在席间也说了几句，无非是孩子们都做正经事，往后日子要互相扶持。
郭耀没有致辞，只是在敬酒时拍了拍郭琦的肩，低声说了一句：“对她好。她跟着我在峡谷里跑了两年，手比你妈当年还糙。”
张昕听见了，眼眶一红，却还是笑了。
她没擦，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简单的金戒指，是郭琦用荷兰攒下的奖学金买的。
临走时，热依汗扶着何望舒走到门口。
何望舒的手轻轻环着热依汗的后背，热依汗握着师的手，那手背上已经有了老人斑，指节僵硬，但手心里的温度，她记得。
那天晚上，郭琦忽然问起她：“你总爱在纸上画，铅笔比圆珠笔好使些？”
张昕从包里翻出随身带的野簿，边角磨得起毛：“铅笔不用灌墨水，冻住了哈口气就能接着写。”
郭琦接过那张纸，站在酒店门口的路灯下展开。
正面是素描，铅笔线被手指蹭得有些模糊；背面是几行清秀的字，没有数据表格，没有工程编号，只有一句话和一组简单的数字。
他忽然说：“你教我写几个维语字吧。”
张昕愣了一下：“什么字？”
“我们的名字。”
乌鲁木齐的秋夜已经很凉，酒店门口的台阶上，郭琦笨拙地握着铅笔，在野簿的最后一页跟着她一笔一划地写。
他写得生涩，手指僵硬，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张昕看着他的侧脸，眼眶忽然红了。
远处，天山山脉的轮廓在夜色中沉默如铁。
婚礼后第三天，张昕跟着郭琦去了策勒。
他们没空度蜜月。
郭琦要去看试验田秋季数据，张昕也要顺路测一组地下水位。
她坚持要去，说“结了婚也不能把手艺丢